七八十年代布鲁克林的真实样貌 | VICE

2018年10月14日01时30分内容来源:VICE

七八十年代布鲁克林的真实样貌 | VICE



塞斯·费兰蒂

因高昂租金而闻名全球之前,布鲁克林只不过是个挤满租户的住宅区。从本森赫斯特(Bensonhurst)、公园坡(Park Slope)、贝德福德-斯图维森特(Bedford-Stuyvesant)到格林博恩特(Greenpoint),这里是纽约市人口最稠密、构成最多样的行政区。现代流行文化里处处反映着布鲁克林深厚的文化底蕴,比如斯派克·李(Spike Lee)的电影 —— 虽然他没能充分反映市区中产阶级化的问题 —— 又比如强纳森·列瑟(Jonathan Lethem)和珍妮弗·伊根(Jennifer Egan)的小说。

近年来,作家如阿德尔·沃尔德曼(Adelle Waldman)、导演如诺亚·鲍姆巴赫(Noah Baumbach)都曾力图记录日新月异的都市景观(以及这种变化对房地产市场乃至城市文化生活带来的影响),讲述在公园坡的成长体验,以及那里被年薪数十万美元的新贵阶级和他们的婴儿车占领以前的故事。

现在,布鲁克林声名鹊起,布鲁克林南区本地人、摄影师拉里·拉乔波(Larry Racioppo)出版了《布鲁克林往事:1971-1983摄影集》(Brooklyn Before: Photographs, 1971–1983)一书,里面还收录了《村声》(Village Voice)撰稿人汤姆·罗宾斯(Tom Robbins)和艺术评论家茱莉亚·凡·哈夫顿(Julia Van Haaften)的文章。

VICE 联系上拉乔波,想了解一下为什么他从小就热衷于用照片记录展望公园(Prospect Park)附近的景观,过去的布鲁克林特别在哪里,以及从他小时候到现在,那些相互交织的布鲁克林社区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又如何抵制变化的发生。以下是我们的对话,他一边回答我们的问题,一边挑选出书里的照片,给他的故事补充细节。

1977年,第36街道,乔治(George)在展示自己的刺青

这是我的一个舅舅。他参加了二战,回来的时候患有炮弹休克症,再也没有参加工作。他跟我的婶婶住在一起,为人非常安静,但是偶尔我也能跟他说上一两句话。我问他关于刺青的事,他就直接展示给我看,说是某次在院子里开派对的时候刺上的。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现在的刺青都是非常精美的艺术了,但他这个特别简单,很有二战的余韵。

我的一个朋友借给我一部相机,我就在城市里走走停停,跟路人攀谈说话,就这样拍了第一卷胶卷,觉得也挺喜欢这么干的,就坚持下去了。我会经由第2或第3街道,经过绿荫公墓,走到日落公园(Sunset Park)附近的朋友家里,并在这一路上拍照记录。会碰到路人和孩子。我用的基本上都是手持的35毫米黑白胶卷,很多年以后才开始接触彩片。

这本书里的照片都是1971年到1983年之间拍下的。我有一部很便宜的35毫米相机,用来拍了很多年。我依然觉得布鲁克林是个适宜居住的好地方,非常多元化。唯独除了公园坡,那里的大部分住宅区都比较独来独往。我有过一份很有意思的工作,就是给市里的住房署服务,叫房屋维护及发展局(HPD),我花了二十年的时间在城里四处开车、摄影记录,几乎拜访了城里的每一个住宅区。你可以看到大家在工作的时候可能还挺融洽的,但回家之后就各过各的了。

1977年,第七大道,跳康茄舞的年轻人

这是我家附近的一个转角,当然现在已经变了个样了。这些年轻人所在的地方是一家酒类专营店的门口,还有那种七十年代特有的塑料护板。现在,那里已经变成一家高端酒品专卖店了,人们再也不会随意在街道上那样玩儿了,都是一副彬彬有礼的样子。当时,好像很多爱尔兰人搬离了那片区域,更多波多黎各人搬了进来,还住着很多意大利人。现在,那里就像是中南美洲的缩影。

对我来说,布鲁克林的关键词就是变化和移民。对于不适应变化的人,布鲁克林就非常不适合他们。但是大多数时候,那里其实没什么大型的帮派械斗啊之类的,不会让你觉得很害怕或是局势很紧张。大家朝夕相处,很多都是同事。但是,你也清楚知道自己的身份,知道大家不同在哪里。这里是非常工人阶级的一个地方,都是爱尔兰人、意大利人、波多黎各人。把大家凝聚在一起的是天主教。大家知道,矛盾是有的,但不是什么特别严重的情况。

1980年,第18街道,带着音响的年轻男子

这是典型的八十年代纽约街景。我看过的音响可多了,他的这个算小的,也反映了时代变革。他站在一家意大利杂货店门外,身后的建筑就是我祖母和两个婶婶住的地方。现在那里变成了一家多明尼加杂货店,那个街区也慢慢地从意大利人聚居的地方变成了更多拉美裔人集中的地方。我当时问他能不能给他拍照,他答应了,但你也看得出来,他很警惕,仿佛对着我特别局促紧张。他也不是很清楚我到底在做什么。那个时候,嘻哈音乐在那边没什么影响力,更多的是朋克和摇滚。我圈子里的人都是去 CBGB 和 Mudd Club,后来就变化很大了。

这里租金特别便宜,不需要本科学位也能找到工作,过上体面的生活。物价也很低。社区里大部分人都没读完高中,有些连初中都没读完,但照样过得很好,也能养家糊口,这在现在是无法想象的。谋生艰难,很多人都受到排挤,被迫搬离了这里。还有中产阶级化的问题,对一些人来说是好事,但对另一些人则不然。取决于你所处的人生阶段吧。现在生活不易,因为布鲁克林乃至整个纽约的房租都太高了。我以前租过一个沿街的铺面,月租也就35美元,我在里面放了一张床,另外设了一个暗室,还能剩下钱来买纸、各种试剂、一些托盘和作品。我的日常就是拍照、处理底片和冲印。

1974年,第20街道,一群少年在废弃的空地上玩棒球

小时候,我们都是在街道上玩。放学之后就出门玩,等天黑得差不多,妈妈们就会来叫自家孩子回家。每天都是这样。周末的时候我们就去展望公园,在那些空地上玩耍。现在一切都完全变了。我们以前会扔砖头,还自己改装玩具枪,射出来的是橡皮筋绑着一块油地毡。孩子们就是到处跑,玩那些童年的游戏,棒球、篮球、足球什么的。

要是玩球的话,你得把大家都凑在一起玩,这才算义气。四分卫会跟接球手说, “跑四英尺,在卡迪拉克和雪佛兰之间截球。” 第一个跑到那里的人就会接到球,因为刚好能站两个人。这样的街头游戏有很多。我的孙子现在就从来不会上街玩,他们都是去公园,玩那些订好规则的运动,还会专门上课。都变样了。生活更加有组织了,父母都会跟孩子一起出去。

在某种程度上,现在还不如以前安全。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现在的管控其实更严格了。但是孩子们在街道上随便玩的情况已经不复往日了。

1971年,第18街道,手持玩具枪的男孩

那是圣诞节,在我婶婶家的门廊上。我当时在她家做客,刚好我的堂弟过来了,其他都是他的朋友。他们站在门廊的台阶上,我站在台阶底下往上拍。他们围绕着我,很有意思。

现在已经完全不同了,枪支文化非常可怕。我在为市政府工作的时候,有一次在拍一个女性和圣经的镜头,突然有颗子弹从窗口射进来,还好刚好打在圣经上、没打中人。时代变了,以前大家可没枪。

要是谁跟谁要打架,出现在 “格斗场” 上的最多也就是一顶棒球帽,真的,孩子们以前才没有枪,十年前跟十年后的街头犯罪不是一个级别的。现在我的一些政客朋友,还有认识的一些公园坡的警察,他们都从来不允许自己的孩子持枪。我看到我孙子会玩一些电子游戏,都特别暴力,手里拿的再也不是以前的塑料玩具了。

1980年,第16街道,约翰(John)和迈克尔(Michael)

这是我的两个小表弟,家里都比较困难。他们都很帅,对我也很好,但生活上比较困难,是混迹街头的那种孩子。这就是布鲁克林风格,像《周末夜狂热》(Saturday Night Fever)里的约翰·特拉沃尔塔(John Travolta)。听起来挺俗套的吧。他们的穿着也很有年代感。这本书里有些照片拍的是布鲁克林的墙,墙上的涂鸦标语被人喷上去,又被另一伙人划掉:“摇滚垃圾。” “迪斯科才垃圾。” —— 因为喜欢摇滚和喜欢迪斯科的人互相都看不上眼。

1979年,第七大道,去做五旬节教派礼拜的孩子们在路上休息

我以前住在第七和第八大道之间的第十街道,这个教堂就在街角,每逢周五周六晚上会放音乐。这是一个讲法语的海地教堂,非常美,只不过孩子们得在教堂里待几个小时。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在天主教家庭里长大的,但天主教的弥撒长达45分钟,夏天会缩短到15分钟。我还去过一些浸礼会的活动,大家在教堂里待上三四个小时,也才刚刚热身完毕。所以那些孩子得在教堂里待一天。等到他们休息的时候,我就会去找他们,问能不能给他们拍照,他们就自发地排成了一排,摆好姿势等着拍照。那个地区现在地价可高了,第七大道再也容不下一间沿街的五旬节教派教堂。租金就令人望而却步。

现在,我经过贝德福德-斯图维森特或者布什维克(Bushwick),看到那些白人孩子时,感觉有点微妙。这在我以前工作的时候是看不到的,都是拉美裔或是黑人。以前这个社区可以说是海纳百川,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当时的低廉房租。我们在第十二街道和第七大道之间租过一间很宽敞的阁楼,月租是120美元。我爸妈觉得太贵了,因为他们的房租是50美元。他们还想 “居然敢收我120?” 现在同样一间公寓的月租至少是一两千块了。低房租才能让人们敢于追求艺术,打磨作品。

1980年,第21街道,万圣节派对上的 “受害者” 和 “抢劫犯”

每年万圣节那天,我三四点钟放学之后都会出门,一直走到天黑没法拍照为止。我以前也没有闪光灯,就是一部手持的照相机。有一年,我们本地的教堂举办万圣节派对,我当时刚好买了一部更大的相机和一个闪光灯,就跑去那边看有没有什么值得拍的。我竖起一块木头当背景,就像棚拍一样。我记得有个吸血鬼,有个蝙蝠侠,然后这两个孩子来了,我就问, “你们又是什么打扮?” 这个孩子就举起双手说, “我是受害者。” 这个男孩就说 “我是抢劫犯” ,一边还扣下了玩具枪的扳机。

我觉得这张照片是那个年代的完美总结。人们开始意识到时代变化,城市生活越来越艰难,但孩子们只是把一切当做一次角色扮演。很精彩的一个抓拍。

我大概在1973年开始了每年万圣节在我家外面给孩子拍照的习惯。当时有本很有名的摄影书刚刚问世,叫做《禅:摄影的艺术》(Zen: The Art of Photography),指引人们怎么看待世界、看待自身。听起来可能很奇怪,但我当时寻求的的确有精神层面的东西。很多年以后,我转向彩色胶片,改用更大的相机,用的底片也都是 4x5 和 8x10 英寸的了,但我还是很怀念早年在布鲁克林走走拍拍的日子。


//编辑:小王
//翻译:Joyce
//摄影:拉里·拉乔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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