殉情、偷情和无情,务实的爱情是堕落还是明智?

2019年7月22日08时25分内容来源:凤凰网读书

编者按

爱情,在文学中从不缺席:有痴情的、绝情的,有偷情的、殉情的。爱情是很私人的,也是很时代的。我们既能在爱情文学里看见人性的高下,也能看见时代风气的衍变。


当爱情故事从忘我、牺牲和殉情(《罗密欧与朱丽叶》《巴黎圣母院》,走向自私、钱权和肉欲(《红与黑》《欧也妮·葛朗台》《包法利夫人》),其背后不是简单的“人类变坏了”,而是资本引发的一连串社会裂变。


爱情彻底沦为现实目的的工具了。我们抨击它,觉得它不是爱情真正的样子。直到福楼拜说:“浪漫主义害了爱情”。我们忽然愣住了:到底是不切实际的浪漫幻想害了爱情,还是资本和阶级那双看不见的手毁了爱情?无私的爱情到底是可贵还是可笑,务实的爱情到底是明智还是堕落?


必须准备为了爱人付出自己的一切

雨果


爱情中的理想主义永远存在,这与美化爱情是两码事,前者是理想,后者是欺骗。


雨果就塑造了大量理想主义的爱情人物,如《海上劳工》中为赢得恋人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最后却成全恋人自愿死去的吉利亚特;《巴黎圣母院》中丑陋得不可能成为恋人,却为所恋之人勇敢地付出一切的加西莫多。他们代表了雨果对爱的诠释:爱是无私的奉献。其实不仅两性爱情如此,雨果的所有作品都包含着这一价值原则,他也不遗余力地通过文学形象来宣传这一价值。这种超出了恋人关系的无私奉献,甚至突破了阶级和善恶界限的无私帮助,雨果称之为“人道主义”。在《九三年》中他提出,“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把对他人的无私同情和帮助放在了毋庸置疑的绝对高度。


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更有意义的,是他用不同品格之人对待爱情的不同态度构筑起了立体的法国社会。


《巴黎圣母院》的众多人物可以说围绕着女主人公爱斯梅拉达构成了自私和无私奉献两组各三种人:


自私


爱斯梅拉达自己爱慕的军官弗比斯只是一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浪荡子,到处寻欢作乐,并不打算忠实于任何恋人,因此他与百合花的关系只能称为婚约,而非爱情,即乔治·桑所痛恨的那种没有爱情的婚姻,这种婚姻在当时的法国是常态,或者说在女性真正赢得独立之前一直是常态。在封建社会里,两情相悦并不是婚姻的基础,门当户对才是。婚姻是家族的事情而非仅仅两个人的事。在他那个时代,弗比斯的做法也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他只是没有自己的信念,随波逐流地按照社会认可的方式行动而已。不过如果用雨果的爱情标准来衡量,弗比斯并不爱任何人,他在乎的只是自己在寻欢作乐中获得的满足。

《巴黎圣母院》围绕女主人公塑造出了两组人物形象:无私奉献的人与自私的人

看似为爱斯梅拉达疯狂的巴黎圣母院神父克洛德之所以被雨果描绘成一个魔鬼似的人物,甚至让他像魔鬼一样在密室里炼制药水,因为他的情欲与雨果所推许的无私奉献正好相反。他是不顾对方意愿自私地占有,如果占有不了就自私地毁掉。他不懂得分享,更不懂得奉献。正是他的占有欲造成了爱斯梅拉达的死亡。所以虽然他在欲望的强烈程度上似乎超过了他人,他的欲望的实质在雨果看来非但不是爱,而且正是爱的反面。从克洛德的情况也可以看到,雨果对今天已得到普遍承认的生理上的性欲尚缺乏认识,爱情在雨果这里依然是心灵的而非生理的,因此克洛德的生理性情欲在雨果看来只是魔鬼式表现。


诗人甘果瓦遇到生命危险时是爱斯梅拉达救了他,甚至为了救他愿意与他结成名义上的夫妻,原则上他应该报答爱斯梅拉达,可是最后他却为了一只羊就把爱斯梅拉达出卖了;当乞丐们奋不顾身去救爱斯梅拉达的时候,他也跑掉了。因此本质上他与弗比斯和克洛德一样,都是自私的人。正是他们的自私让他们在雨果的作品里成了反面人物,因为是否为对方付出是雨果判断是否是爱的关键。


无私


与这三位有一定社会地位的男性相对的是那些被社会抛弃的人。一个是乞丐王国的乞丐们,他们位于社会最底层。雨果对他们虽然着墨不多,但乞丐们为了救爱斯梅拉达,可以不顾生死,跟军队对抗,在重要关头显示出了雨果所推许的人道主义。另一个是修女,她一开始对爱斯梅拉达充满敌意,但知道爱斯梅拉达是她的女儿后,就表现出不顾性命保护女儿的母爱。当然这里最主要的人是加西莫多。加西莫多的高尚在于他只求所爱之人的幸福,为此无怨无悔地付出。他最后抱着爱斯梅拉达死去固然感人,但更感人的是他明知道弗比斯是情敌,还替爱斯梅拉达去叫他,被弗比斯拒绝后,他不是趁机说弗比斯的坏话,而是告诉爱斯梅拉达自己没有找到弗比斯。宁肯自己被骂也不愿意让所爱之人伤心。这种只为对方幸福考虑,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并不想着占有的爱,在雨果看来才是真正的爱。


爱斯梅拉和加西莫多

当然,这种爱有些不现实,却始终是文学中爱情的理想境界。莎士比亚在《威尼斯商人》中也给女主人公鲍西亚的求婚者设置了金、银、铅三个盒子:金盒子上写的是“谁选择了我,将要得到众人所希求的东西”;银盒子上写的是“谁选择了我,将要得到他所应得的东西”;铅盒子上写的是“谁选择了我,必须准备把他所有的一切作为牺牲”。最终选择铅盒子的巴萨尼奥赢得了鲍西亚。莎士比亚对此未做解释,只让巴萨尼奥因为铅盒子质朴的外表做了这个选择。但是盒子上的话其实代表着对理想爱情的定义:必须准备为了爱人付出自己的一切。


司汤达

爱情已沦落为向上爬的工具

雨果之后,法国文学便逐渐转向现实主义,在爱情上也更多表现浪漫与现实的张力,即对爱情的美好期待与社会现实和人性现实之间的张力。不过具体的情况更加复杂,因为除了理想和现实,性或者说本能也开始在爱情中扮演角色,这让爱情叙述变得尤其剪不断理还乱,欲说还休。


或许由于爱情主题在法国文学中的凸显,司汤达专门写了一本研究爱情的书——《十九世纪的爱情》,书中除了分析恋爱的不同阶段,恋爱中可能出现的一见倾心、羞耻、自尊、妒忌等各种情绪,以及不同国家的不同爱情生活外,他还总体上把爱情分成了四种:激情爱、欣赏爱、肉体爱和虚荣爱。此外在《红与黑》中,司汤达又把爱情分成心坎里的爱和脑袋里的爱。由此可见,司汤达已经注意到了生理因素在爱情中所起的作用。不过,其实《红与黑》中更有价值的,是司汤达看到了爱情在商业社会新出现的向上爬机会中,开始扮演重要角色,并被这一角色所改变。


《红与黑》的男主人公于连出生在外省小城维立叶尔的木匠家庭,从小喜欢看书,且有着惊人的记忆力,这让他被市长请去教他的孩子。之后于连出于自尊心,拒绝了刚得到一笔财产的女仆,决心征服市长夫人。


在他的大胆追求下,包括拉手、爬窗入房等,德·莱纳夫人也爱上了他。但是后来这件事引起了流言蜚语,加上德·莱纳夫人把孩子生病归为上帝对自己的惩罚,也跟于连疏远,最后于连离开维立叶尔,到贝尚松神学院进修。神学院里充满了钩心斗角,青睐他的院长最后把他介绍到巴黎德·拉·木尔侯爵家里做秘书。于连因为意识到德·拉·木尔侯爵的女儿玛特尔能够“把社会上的好地位带给她的丈夫”,就费尽心机追求她,恰好玛特尔也幻想着浪漫冒险爱情的魅力,最终未婚先孕,准备与于连结婚。德·拉·木尔侯爵已经给于连准备好了军队里的贵族身份,并置办好田产,此时德·莱纳夫人在神父的强迫下写了一封控告信,把于连的前程都毁掉了。于连在愤怒中回到维立叶尔,开枪重伤了德·莱纳夫人,被判处死刑。在这个过程中,玛特尔多方营救却被于连拒绝,并在于连死后买下于连的头颅,按自己心仪的路易四世王后对待情人的方式埋葬了;德·莱纳夫人则跟于连相互取得谅解,在于连死后也心碎而死。于连之所以不愿意在公审时向任何人低头,是因为“我绝不是被我的同阶级的人审判,我在陪审官的席上,没有看见一个富有的农民,而只是些令人气愤的资产阶级的人”。


《红与黑》在中国非常有名,一度把对《红与黑》的研究也称为“红学”,“文革”后路遥在《人生》中也塑造了类似的人物高加林,一个农民的儿子,也是试图通过追求地位比他高的女性向上爬。《红与黑》中的“黑”指的是成为修士,因为从中世纪起,只有修道院是不分出身,并能够为优秀者提供教会里较高的位置的。“红”指的则是法国军服的红色,代表着主人公通过军衔跻身上流社会的可能性。在18 世纪及之前的法国,出身决定一切,贵族身份是世袭的,商人再富有也进不了上层社会,社会固化程度比封建时代的中国严重得多,这也是为什么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非常推崇中国的科举制度,因为科举制度为下层的优秀知识分子提供了进入上层社会的上升渠道,这种渠道在过去的法国并不存在。


但是拿破仑的时代在这一点上发生了改变,即可以通过军功改变身份。拿破仑的父亲后来虽然被法国国王承认为贵族,但他的科西嘉岛出身让他常被正宗的法国人嘲笑,他在军校学习时他的考官就嘲笑他说:“他的数学很好,历史和地理也不错……能做一个很好的水手。”而拿破仑却完全靠军功当上了法兰西的皇帝。在拿破仑的榜样下,通过参军升入上层社会已经成为身份较低的青年的希望之路。司汤达从小就非常崇拜拿破仑,拿破仑通过雾月政变成了法兰西第一执政后,司汤达就参了军,参加了拿破仑发动的很多战役,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随拿破仑远征俄国。当时法国远征军遇到大雪,补给跟不上。司汤达担任其中一支军团的军需官。在大多数团队的补给彻底断供的时候,司汤达负责的军需仓库则至少可以支撑整个军队三天。在征集军需款的时候别人很难征齐,司汤达却总能超征。拿破仑失败后,司汤达知道他不会在军队中有任何前途了,才开始转向写作。但是在他的心目中,拿破仑始终是他的英雄,这不仅因为拿破仑的时代是一个行动的时代,而且拿破仑也开启了向上爬的可能性。


当然,从深层社会结构来看,这个向上爬的渠道并不完全是拿破仑打开的。随着商业社会结构的日益成熟,金钱必然逐渐取代出身,成为人们判断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的依据。在司汤达之后,巴尔扎克就不无悲哀地记录了法国在19 世纪发生的贵族衰微、商人占据上风的过程。随着商业社会带来的上升渠道的开启,向上爬也在19 世纪成为欧洲文学的重要主题。在阶层固化被资本流动取代后,一个普通人如何能够爬进上层社会,成为社会普遍关心的问题。


《红与黑》的男主人翁于连

司汤达的贝尔主义就是在拿破仑榜样的激励之下,把浪漫主义的激情、自我、反抗融合在一起,试图凭借激情、能力和勇气改变自己命运的向上爬精神,用司汤达的话说,“伟大的热情能够战胜一切……一个人只要强烈地、坚持不懈地追求,他就能达到目的”。当然,司汤达也完全明白,“社会好像一根竹竿,分成若干节,一个人的伟大事业就是爬上比他自己的阶级更高的阶级去,而上面那个阶级则利用一切力量阻止他爬上去”。因此司汤达的《红与黑》绝不仅仅是爱情小说,更重要的是揭示了另外一条向上爬的捷径——与更高阶层的人的联姻。因此《红与黑》的一个吸引力就是描写了出身卑微的男主人公于连·索黑尔如何通过征服地位比他高的女性,进入法国上流社会。当然反过来同样如此,女性也可以通过嫁给地位更高的男性来实现华丽升级,邓文迪就是典型的女性贝尔主义者。


因此在《红与黑》中,至少在前半部,爱情在于连眼里并不只是爱情,更是一步步不懈的征服,是对自己勇气的考验,也是逐步克服自卑的过程。这样一种向上爬并且征服社会的行为,与之前浪漫主义者孤独地跟社会对抗是完全不一样的。跟社会对抗只要坚持自己的信念,反对这个社会就可以了,即便结局常常是死亡。但是进入社会却是一个艰难复杂的过程,有时必须去做一些不想做的事情,必须放下高傲去卑躬屈膝,在这个过程中,内心可能会有极大的波动。


当爱情难以区分地与向上爬的社会目的交织在一起时,这事实上意味着爱情在现代商业社会将越来越复杂,爱情的内涵将发生改变:在过去娶妻生子的物种延续功能、完善灵魂的追求理想功能、联姻的强化家族力量功能中,将加入改善个人社会地位的社会功能。虽然爱情的社会功能在过去的家族联姻中早已存在,但是19 世纪是把个人的生物、精神和社会追求都结合进爱情之中,这也让爱情承载了太多的目的,也更容易出现矛盾冲突。


大多数爱情都是肉欲与金钱的合谋

巴尔扎克


巴尔扎克也非常崇拜拿破仑,他的书房里有一个小型的拿破仑像,在塑像边上他写道:“他用宝剑未能完成的大业,我将用笔杆来完成。”不过与司汤达相比,巴尔扎克的一生不但更体现出向上爬的决心,而且更务实,因此对商业社会的爱情,他也有更加现实的看法。


巴尔扎克属于工作狂,工作能力也非常强,30 多岁时仅用6 年就写了40 多部小说,基本上傍晚6:30 起床,修改文稿,然后开始新的写作,从8 点工作到凌晨4 点。白天偶尔睡睡觉,继续修改晚上写下的稿子。晚上为了写作大量地吃东西,住在令人难以忍受的楼房里。而且他很虚荣,赚钱后经常请客吃饭,购买艺术品。他还在巴黎郊外买下了一块地,改建成别墅。这个乡间别墅被认为是一次错误的投资,因为需要大量的费用不断维护,这就迫使他不得不继续拼命写作。所以直至生命后期,他也要每天写作15 到16 个小时,弄得众病缠身。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巴尔扎克哀叹:“最可怕、最难以令人相信的事落在我身上!我一文不名,受到为我服务过的人的追逐;我只来得及满足催逼最紧的人。眼看每天要工作18 小时。”虽然一生辛苦,但他对贵族身份充满了渴望,曾经申请成为贵族却没有找到途径。最后为了能够跟乌克兰的一位女贵族寡妇结婚,在赶往乌克兰的过程中犯了支气管炎,视力和心脏都出现了问题。1850年举行婚礼后5 个月就在巴黎病逝了。


巴尔扎克的入世取向让他对法国社会有更加深刻的认识,也正因为他的思想和脉搏与这个社会的追求是一致的,所以他能准确把握住爱情观念在这个时代发生的深刻变化。几乎从创作初期,巴尔扎克就把对人生的理解与商业社会的经济观念结合在了一起,比如在《正直人法典》中他就提出“生活可被看成穷人和富人之间的一场持久的斗争”,经济将成为巴尔扎克观察社会和理解爱情的主要切入点。


以巴尔扎克著名的爱情挽歌《欧也妮·葛朗台》为例,这是巴尔扎克早期作品中传统的爱情观念在商业社会面前被无情粉碎的典型例子。


从这一角度再看《欧也妮·葛朗台》里的爱情,即欧也妮与表哥查理的爱情。欧也妮依然坚持理想的爱情观,不在乎得失只看重两情相悦。问题是现代社会出现了爱和向上爬的问题,查理为了向上爬最终抛弃了欧也妮。事实上,对现代商业社会里的爱情巴尔扎克很悲观。第一,虽然他塑造了欧也妮这样纯洁的恋人,但他认为在金钱面前,大多数爱情不堪一击。第二,更加悲惨的是,欧也妮周围的所有人都陷入金钱欲望之中,可以说用对金钱的追求代替了其他的人生追求。欧也妮身边也有一批追求者,但其实都不是爱她,而是为了她的钱。后来欧也妮为了清净,嫁给了一个审判所所长,条件是不许丈夫碰自己,而她的丈夫为了金钱却同意了这种畸形的无性婚姻。


事实上,不光爱情,人与人的感情都在金钱的影响下发生了变化。在之前的中篇小说《高布赛克》中,高利贷者高布赛克并不是邪恶的人,只是他已经把商业交易跟情感、善恶完全剥离,故事也主要讲他在从事高利贷业务时的冷血无情。他并不会贪图别人的东西,但也不会因为情感而放弃商业原则。这就是商业社会中新的道德原则。在《高老头》中,高老头像欧也妮一样保留了传统的温情,一生都为两个女儿付出。两个女儿却不断地向他要钱,最后把他的养老金都榨干,死的时候连丧葬费都没有。《高老头》写的就是传统的爱在金钱欲望下的脆弱。他的女儿们可以说就是今天的富二代,在金钱下成长起来,传统的家庭观念和亲情观念越来越淡薄,他们习惯于用钱来衡量一切,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这个故事里巴尔扎克放了一个新的商业社会伦理的代言人,那就是伏脱冷。用他的话说,“人生就是这么回事。跟厨房一样腥臭。要捞油水不能怕弄脏手,只消事后洗干净”。在他的教育下,拉斯蒂涅脱胎换骨,跻身上层贵族权力层,吕西安则因未能完全放弃感情而失败。但是巴尔扎克给了伏脱冷相当高尚的结局,表明他自己对伏脱冷的观点和做法的认可。


事实上到了后期,巴尔扎克的作品中虽然还会有理想化的人物坚持理想化的忠贞,但是大多数爱情都堕落为肉欲与金钱阴谋的结合。


福楼拜

浪漫主义害了爱情


从性到情到责任到工具到本能,对两性关系的理解就像福柯在《性史》中勾勒的一样,受到每个时代的话语的塑造和规训。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现实中的爱情并不是夏多布里昂心中超凡脱俗的永恒之善,它同样是话语和权力的产物。从这一点说,用“情爱”来称呼或许更加贴切,毕竟人们在“爱情”这个词上加入了太多理想的东西。


福楼拜的作品虽然不多,但成就极高,如果说巴尔扎克是19 世纪文学的集大成者,福楼拜就是20 世纪文学的开启者,可以说20 世纪的现代主义文学深受福楼拜的影响。福楼拜不仅准确地把握了当时的思想潮流,也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未来的发展方向。


福楼拜的父亲是法国鲁昂市市立医院的院长。医生世家的经历与文学创作的职业,不但让福楼拜对笔下的人物有一种科学的态度,而且在爱情问题上,他也能把生理、心理和社会更准确地结合在一起,既不完全无视,也不过分夸大性欲在两性关系中的影响。


事实上福楼拜自己终身未娶,而且与乔治·桑不同,毫不掩盖自己与妓女和男妓们的往来,甚至将这些写到自己的作品中。他也怀疑自己染上了性病,有人认为他58 岁就病故是因为梅毒导致的并发症,还有人说他是不堪梅毒之扰自杀的。


两性关系在福楼拜的笔下不再只是情欲,而成为多种力量共同作用的场所福楼拜最有名气的作品是《包法利夫人》,虽然未必是他最优秀的作品,但是因为其中对19 世纪爱情观念的变化有一针见血地把握,因此广为人知。


主人公爱玛在农庄长大,因为父亲腿部骨折,结识并嫁给了小镇医生夏尔·包法利,婚后的平淡生活让爱玛大失所望,先后成为贵族罗多夫、练习生莱昂的情妇,却都被他们抛弃。当爱玛因欠下大量债务无法偿还时,她甚至想成为公证人的情人,并勾引税务员。在被所有人拒绝走投无路之后,她服毒自杀。包法利先生受到沉重打击,不久也死了,留下的女儿后来进了纱厂。


福楼拜不回避爱玛的性欲,不过性欲却不是爱玛偷情的主要原因。当她因欠债去找公证人借钱,公证人出于性欲要跟她发生关系时,爱玛却厌恶地拒绝了。


爱玛的出轨还有一个更令人同情的原因,那就是在精神上对浪漫和高雅生活的向往。在小说的开头,福楼拜特意描写了包法利夫人在基督教学校读书时,读的是夏多布里昂的作品。夏多布里昂的著作虽然题为《基督教真谛》,但里面的爱情故事却有着优雅迷人的浪漫,而正是书中浪漫的爱情故事让爱玛对普通的日常生活产生了厌倦,向往着夏多布里昂笔下的激情、神秘、浪漫等一切幻想性的东西。也正是对爱的非现实的想象影响了包法利夫人对现实的正确认识,最终导致了她的悲剧。


《包法利夫人》电影

福楼拜正是希望揭示所谓的“爱情”在当代社会中残酷、现实的一面。与乔伊斯后来所做的一样,他也是要揭露出那些不切实际的爱情故事对年轻女性的误导。她们用幻想去理解和要求现实,结果在现实中碰壁,乃至像包法利夫人那样走向绝路。


如果说在夏多布里昂的时代,还有衣食无忧、名利世袭的贵族可以抛开功利来追求浪漫,到了福楼拜的商业和中产阶级时代,金钱影响着生活的方方面面,即便是贵族也不得不考虑经济上的得失。因此《包法利夫人》中的爱情不过是一个聚焦点,折射出时代和社会的各种力量。此时依然虚幻地用理想去回应周围的现实,在福楼拜看来,这是造成包法利夫人悲剧的重要原因。


在书中真正还没让金钱淹没了情感的反而是包法利夫人看不起的包法利先生,他不但毫无保留地支持包法利夫人的一切,而且在包法利夫人自杀后心碎而死。但正是这样一个真正忠于感情的人,在包法利夫人眼中却因为“不会游泳、不会比剑、不会放枪”、缺少浪漫而被认为平庸无聊,认为他“谈吐像人行道一样平板,见解庸俗,如同来往行人一般衣着寻常,激不起情绪,也激不起笑或者梦想”。包法利夫人这里拒绝的不仅是普通平实的爱情,也是在拒绝终将以普通平实的面貌呈现的中产阶级社会。而福楼拜正是要以医生般的冷静客观,让读者看到中产阶级社会的普通平实,并且改变视角,看到这一现实的美丑混杂的复杂性。

《包法利夫人》电影

包法利夫人的故事其实取自一个真实的事件,包法利医生的原型正是福楼拜父亲的学生,他的续弦与人通奸,最后自杀。一开始正如福楼拜自己在文献中说的,他是要写出包法利夫人的错误所在,或者说就像塞万提斯用《堂·吉诃德》批判骑士文学一样,福楼拜一开始的出发点是想批判浪漫主义文学,这也是为什么他特意点出爱玛阅读的是夏多布里昂的作品。


面对越来越庸俗化的现实,福楼拜的心情同样是矛盾的:这是一个不能不正视的现实,但同时也是一个让人不愿接受的现实。因此包法利夫人的死与其说罪有应得,不如说是一个渴望浪漫的人在一个务实的时代的悲剧。


(本文摘自戴从容所著的《人类真的是耶胡吗?——欧洲文学十四讲》,本文有删减)



推荐书目

书名:《人类真的是耶胡吗?——欧洲文学十四讲》

作者:戴从容

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
出品方:微言传媒
出版年:2019-4


责编 | 牧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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