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才是香港青年的正确打开方式

2019年8月24日10时57分内容来源:北美留学生日报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一日一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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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末代皇帝溥仪的二弟出生了,


上海锦泰昌颜料公司的老板也生下了他的第六个孩子,是个男孩。


等这个男孩长大了,已家道中落,只剩下一套上海老房子和一家剧院。


兄弟几人不再经商,全都进了“娱乐圈”。


带着一架破旧的无声放映机,成了中国第一批电影人。



为了拍出有声音的电影,他远赴美国购买器材,途中轮船触礁沉没。


他却命大,抱着一小块木舢板,在海上漂了一夜获救生还,还带回来了“会说话的机器”。


不知道少年漂在海上时,知不知道自己能活到107岁。


1932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了,战乱年代,没有文化产业的一席之地,他去了香港。


没想到,就这样扎下了根,在这里他拍出了香港第一部有声电影《白金龙》,轰动一时。



战后他买下地皮,兴建影城,摆脱同行压制,自立发展电影事业。


70年代,他又涉足电视行业,助力TVB,培训艺员,创办香港小姐选举。



可以说这前后数十年欣欣向荣的香港影视文化,他出力不小。


截至1987年,他宣布停产电影,已拍出了一千多部优秀的华语电影。


后来,马来西亚的电影公司斥资4亿港元,购买了其中760部电影的永久版权,并花费2亿港元作数码复修。



战争年代,有人选择奔赴前线,抛洒热血,有人选择弃医从文,医心救国,也有人选择站在后方,保护文化,发展教育。


他显然是后者,抗日年代,香港电影中出现了很多爱国影片,宣传爱国教育。


前半生,他把自己的精力全部倾注给影视文化,后半生,他把大部分的财富都捐献给了中国的教育和医疗。



他兴建了超过6000多个教育项目,曾一次性资助150所小学,仅内蒙一地,就有他兴建的学校104所。


在中国地图上输入他的名字,密密麻麻出来了3万多座。



他就是,邵逸夫,他说中国的崛起离不开教育。


从1985年起,他平均每年向内地捐赠1亿多元,支持社会公益事业。


他出资1000万,保育敦煌莫高窟壁画;
向牛津大学捐赠300万英镑,成立中国研究所;
设立邵逸夫奖,堪比中国的诺贝尔奖。


为了感谢他为中国科学事业做出的贡献,中国发现的第2899号小行星命名为“邵逸夫星”。


在他的捐助记录上,台湾大地震,东南亚海啸,汶川地震,台风水灾,青海玉树地址,雅安地震,均以千万元乃至亿元计。


他看似闲逸,其实却是个心系祖国教育与文化建设的“士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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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鲁迅出版了《呐喊》,高尔基写完了人生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我的大学》。

香港这边,有一个家境贫寒,年幼丧父,读不起书的小男孩出生了。

母亲带着他和两个妹妹相依为命,艰难维持生计。

小小年纪的他,做过船上的烧煤工,去糖厂当过学徒,甚至还去机场卖过苦力。


稍微长大一点,他用平时辛苦攒下的钱,和亲戚朋友合伙开了一家小杂货店,收入才开始稳定。

直到1945年,日军投降,遗留下的很多物资都被港英政府拍卖了,包括大小船只、发动机、水泵还有别的破铜烂铁。

没想到这些东西,成了贫苦青年的第一桶金,他开始创业,从事海上驳运业务。

后来他一步步在房地产和淘海沙等领域里,展现出自己的商业头脑和经济远见。


他越来越有钱,却从未忘记过,自己是中国人。

战争时期,新中国常常面临物资匮乏的窘境,他不顾被武力缉私的巨大风险,一次又一次冲破禁运防线,组织船队,运送大量稀缺物资。

这让他被港英政府打压了40年,直到1997年香港回归,情况才有所好转。

那个时候,中国的国际地位还不高,许多体育赛事,都没有中国运动员的事。


他为此费了不少心,主动请缨成为中国体育大使,四处奔走,推动大陆羽毛球、篮球、排球、自行车等多种体育项目,进入国际组织。

他出资1亿港币,在内地捐建了亚洲最大的游泳馆;
2000年北京申奥,他捐了100万美元给萨马兰奇,助其筹办的奥林匹克博物馆,来获得支持;

中国运动员在奥运会上拿了冠军,他额外奖励1公斤足金金牌和8万美元奖金。


大陆进行改革开放,香港富商们一开始都抱着犹豫不决的观望态度,他就多次组织饭局,介绍、开导、引见内地官员,带领他们来内地投资发展。

广州白天鹅宾馆到中国温泉宾馆,
从公路到桥梁,
从体育基金到残疾人福利基金,
从暨南大学到北京贵宾楼,
从水灾非典到“红三角”经济区,
……

他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怀揣着报国热情,总投资在90亿港元以上。


有一次,记者问他一共向大陆捐赠了多少钱,他很谦虚地说:“我的捐款,就好比大海里的一滴水,作用是很小的,这只是我的一份心意!

1983年,他患了癌症,各方面都建议他去美国医院,可是他坚决要去北京治疗,他说:“我死也要死在自己的国家”。

他是香港富商,更是爱国企业家、社会活动家,他是霍英东

他的葬礼按照“国葬”来举行,灵柩上盖着国旗,港澳两地为他降半旗。


生前,霍英东常说:“我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
其实他原本不叫霍英东,抗日战争之后才改了这个名字。

如他所愿,今天的东方之龙果然英姿勃发。

3

1930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

这一年,袁隆平出生于北京,屠呦呦出生于宁波。

而在海峡对面,另一个研究大米的小男孩在香港出生了。

父亲是律师所的高级职员,自小家境优渥。

1941年圣诞节,港督投降,香港沦陷,正上小学6年级的他,被父亲送去乡下避难。


避难两年,他亲眼目睹了日军的凶残,民族意识生根发芽,落地开花。

返回香港读中学后,在老师的影响下,年仅19岁的他,加入了香港的中共地下党。

放弃家里的优越条件,他来到内地,在私立岭南大学读书,并从事革命工作,迎接广州解放。


1952年,他成为了华南农学院(华南农业大学前身)的第一届学生,31年后,他成为了母校的校长。

他继承了老校长生前收集的7000多份野生稻种,并扩充到一万多份水稻种质资源,研究了一辈子,保存了华南地区最大的野生水稻基因库。

让全中国人民吃上饭,为了完成这件大事,付出毕生心血的并不只有一个袁隆平。


担任校长时,他顶住压力,打破论资排辈的坏风气,破格晋升8名中青年学术骨干,其中5人更是直接由助教破格晋升为副教授。

这八个人,被成为“华农八大金刚”,后来均成为政界和学界的优秀人才,其中包括抗击非典和禽流感战役中的科研英雄辛朝安。

经历过战争与革命,让他格外努力地在科学事业上奋斗一生,也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

他每天早早来到办公室,回复邮件,拿着放大镜读书、看论文。

中午,他就拎着一个铁饭盒,叮叮当当地走到学校食堂,和学生一起排队,打上两份饭。

每份饭有一个荤菜、一个素菜和二两饭。在饭堂吃完,将剩下的一份饭带回家给老伴。


家里也没有什么值钱的电器,还在用老式收音机、台灯。

为了少买菜,少花钱,这个倔老头还在楼顶耕田种菜,自给自足。

前几年,老师和学生们看他年纪大了,建议请个保姆来照顾他,学校也提出给他配专车,保障安全。

但他偏不,照样背个挎包、头戴遮阳帽,走到公交站坐公车,慢慢地,执拗地。

他夫人则常常踩着一辆28寸凤凰单车,车铃叮叮当当,成为校园的一道风景。


2017年三月,罹患癌症的他,颤颤悠悠的来到银行。

他节约到抠门,却把一生积蓄880多万元,全部捐给了华农教育发展基金会。

他说,这笔捐款要用于奖励农学院品学兼优的贫困学生,嘉奖忠诚于教学科研的教师,资助农业领域国内外著名科学家前来讲学交流。

他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作物遗传学家,卢永根


卢永根常把法国科学家巴斯德的名言挂在嘴边:“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

改革开放后,他曾有留美机会,但他丝毫没有考虑。他只说 “我是中国人,祖国需要我。

一周前,他永远的离开了我们。

卢永根生于香港,长于香港,可他知道,香港的根永远在中国。
4

2019年,注定是不平静的一年。

一些没有经历过岁月打磨的年轻人,把爱国当作笑话,甚至以此为耻。
在我为此发声时,也曾收到嘲笑的回复。
不知何时起,爱自己的祖国竟成了需要脸红的事?

在香港一所大学的毕业典礼上,亦有学生公然不尊重国歌,拒绝起立,被校长当场赶出会场。

当这些学生举着小纸牌来质问校长时,校长的话足以让他们羞愧不已。

他说:“我们是爱国爱港的学校,这是没有妥协的余地的,即使在殖民地的年代,付出了许多代价,都没有退缩过。你如果不知道这些,你就是选错学校!


最近看到这段话,深以为然:

“如果你觉得祖国不够好,你就去建设她。
如果你觉得人民没素质,你就做一个高素质的公民。
如果你觉得同胞愚昧无知,你就好好学习,并改变身边的人。

青年当英姿勃发,奋斗事业,更应胸怀家国,建设家园。
这,才是香港青年的正确打开方式。
因为人,不能没有家,更不能忘了本。

本文全部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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