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刊推介 | 蒙面香港

2019年10月17日12时32分内容来源:环球人物

2019年第20期《环球人物》杂志

《蒙面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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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4日,《环球人物》特约记者因私人行程到访香港。15时4分,列车准时到达西九龙高铁站。巧合的是,就在4分钟前,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引用《紧急情况规例条例》(简称“紧急法”)订立《禁止蒙面规例》(简称“反蒙面法”),同时宣布此规例将从10月5日零时起实施。在新闻发布现场,林郑月娥态度很坚定:“制定‘反蒙面法’的决定,并不是容易的决定,但以今天情况来说,这是必须的决定。


记者首先感受到的是,“反蒙面法”出台后,示威人数明显下降。10月4日下午,有暴徒在网上叫嚣组织大规模行动进行反抗;傍晚走在回酒店的路上,也有年轻暴徒拿着黑色塑料口罩问我们“要不要”;但到了夜里,通过电视镜头看到,实际上在新港城中心聚集闹事的只有上千人。


但是,令人揪心也让人高度警惕的是,在暴徒总体规模比以前减缩的同时,依旧蒙面上街的“死硬勇武派”制造的暴力个案反而升级,他们肆意殴打路人,到处打砸抢烧,动辄施加私刑。10月13日下午,有蒙面暴徒继续在香港各区发起非法集会,打砸抢烧。17时许,暴徒企图冲击《大公报》办公楼,向北角柯达大厦扔掷多枚汽油弹,并在玻璃上涂侮辱字句,砸烂大堂玻璃,大堂内燃起熊熊大火。同日下午,有警员奉命到港铁观塘站处理一宗刑事毁坏案件,竟被侧后方的暴徒以利器割颈,导致颈部受伤流血,被送往联合医院救治。14日,有一个利用手提电话遥控的土制炸弹在旺角爆炸,爆炸地点距离警车不足两米。


混乱的传媒、司法与教育,犹如三只黑手,蒙蔽了香港这颗“东方之珠”的昔日光芒。黎智英是以工商业资本控制传媒系统的典型代表,他是香港壹传媒集团主席,旗下拥有《苹果日报》《壹周刊》等大众媒体,其报道谎话连篇,甚至读来可笑。李柱铭来自司法系统,是香港资深大律师,却长年热衷政治与非法活动,偏离了其所在职业应有的公允原则。上街游行的黑衣人,很多来自教育系统,本该是在校读书的花季少年,却成了“勇武派”暴徒。


10月11日,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顾敏康接受本刊专访。他认为,不能说“反蒙面法”一出台就能马上遏制暴力,但其积极意义必然大于暴力反弹的负面影响:


首先,没有“反蒙面法”时,警察抓到暴徒,取下他的蒙面物,查明他的身份,此人还处在待定状态。到底定他什么罪?暴动罪、伤害罪或者袭警罪?这都是事后的法律判断。而“反蒙面法”出台,法律依据就很清楚,任何人不得在非法集会中使用相当可能阻止辨识身份的蒙面物品,警察执法底气就更强了。同时,这也缩短了确认犯罪的时间,之前只有蒙面者实施暴力才能抓捕他,这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现在从警察看见蒙面者就明确他是犯罪并进行抓捕。这个对比能看出来,“反蒙面法”给了警察更大的执法空间。


第二个作用是威慑。此法案让示威者明白,不能因为蒙面就肆无忌惮地打砸抢烧;让年轻人明白,违法犯罪是要负刑事责任的;也告诉市民,这些暴徒就是在做违法犯罪行为。在法律上,这是一种明确的告知行为。我们看到法案出台后,多名暴力分子被抓,这个手段有效,应该会产生足够的威慑力。


第三个作用是明确展示了政府止暴制乱的决心。法案出台的时候,特区政府人员集体亮相,大家一再表示,不只有警察冲在第一线,特区政府各个部门也会充分配合。从这些角度来讲,它的出台是非常有益的。


《攀登者》,
两代人的“中国高度”

特别报道·特稿



2019年9月28日,电影《攀登者》首映礼。67岁的桑珠从大银幕上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样子——1975年,他穿着蓝色羽绒服,戴着护目镜,在珠峰顶上展开了五星红旗。125分钟的影片结束后,1960年、1975年登顶珠峰的真实影像被投放在银幕上,这一刻,观众无人离场,动容观看。


类似的情感同样击中了夏伯渝。他也在1975年攀登珠峰的队伍里,到达的最高海拔是8600米。“攀登者的步态、呼吸,好像一下把你拉回到那个年代。”在宣传活动上,夏伯渝弯腰掀开了裤角,展示了那次惊险攀登留下的烙印——一位戴着假肢的“钢铁登山战士”。


编剧、曾斩获茅盾文学奖的藏族作家阿来采访过1960年和1975年登珠峰的人,认为这群人身上有种不一样的东西。“你看,王富洲是北京地质大学的学生,屈银华是伐木工人,贡布是一名解放军战士。他们在山脚时还是凡人,登顶时就成了英雄。”


今年国庆档,《攀登者》给观众们补上了一节历史课。关于人与山的较量,有人说是为了探索未知,有人说是为了彰显生命,还有人说是因为“山就在那里”。但在那个物质匮乏又群情激荡的年代,一座山关乎着地区的和平与发展,也关乎着大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尊严和地位。


八旬宋世雄,说到女排又哽咽

特别报道·70年看中国



在本届女排世界杯前夕,《环球人物》记者和宋世雄见了一面,“本届世界杯,中国女排完全没有问题,我非常看好!”果然,半个月后,中国女排夺得冠军,从日本载誉归来后,还在国庆游行活动中压轴登场,登上了“祖国万岁”彩车,惊艳国人。


郎平称宋世雄为中国女排的“福星”,在国人心中,他的声音已经与中国女排的时代记忆融为一体。虽然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但宋世雄说到中国女排的往事,依然历历在目,甚至满含热泪、声音哽咽。


从1960年参加工作,到2000年退休,宋世雄一直从事体育评论员工作。在与众多取得辉煌成就的运动员交往几十年后,他感慨万千:伟大运动员,内心都装着伟大祖国!


特朗普弹劾案,
“深喉”藏在中情局

世界·政要



这是一封搅乱政局的举报信,作者很可能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官员。他举报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滥用职权”。举报信牵扯到前副总统拜登、原美驻乌克兰大使约万诺维奇女士、特朗普私人律师朱利安尼、司法部长巴尔等诸多政要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等外国领导人。


这封举报信9月26日被美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公开。此前两天,美政坛“三号人物”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正式宣布,由6个委员会启动弹劾总统调查程序。10月9日,拜登表示支持弹劾。此前一天,白宫正式表态称对弹劾调查“不合作”。这场以大选为背景、以党派划线的戏码,看得世界惊诧不已。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越来越陌生

文史·名家


当接到瑞典学院的电话时,波兰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正驾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她要去德国进行德文版《雅各书》巡展宣传。她不得不把车停到路边,电话里传来了一个好消息 :她成了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因丑闻曝光,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暂停,延至今年发放)。平复心情之后,托卡尔丘克继续开车上路,一路上手机响个不停——成千上万条短信和电话涌了进来。她顾不上回复,只想着赶快到一个酒店或者什么可以落脚的地方,“好好消化一下自己的情绪”。


同样的惊喜降临时,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有足够的空间和时间来消化与应对。接到获得2019年诺贝尔文学奖通知时,他正在家中,这个消息让作家本人很意外,他不得不用德语和对方确认“这是真的吗”,之后向媒体表示 :“瑞典学院做出这样的决定非常勇敢……我感受到了一种奇怪的自由。


和往年一样,诺贝尔文学奖再次引发了一场世界范围内的文学狂欢。从消息传出的那一刻起,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了这两位中欧作家的身上。


高原,拍下中国摇滚的柔软

艺界·大咖



高原“生逢灿烂”摄影展9月18日在今日美术馆举办开幕仪式时,现场几乎成为中国的摇滚名人堂:“魔岩三杰”之一的张楚、唐朝乐队前吉他手刘义军……他们是嘉宾,是高原的朋友,也是她镜头下的拍摄对象。不经意间,高原记录下一个自在生长的群体。“很多年后,人们总认为中国摇滚具有很强的自我意识,与时代政治、文化思想绑在一起。我触碰到的,却是这场文化现象中最柔软的部分。那是一段单纯的岁月,不可复制,似乎也不会再来。”


张涵予,冷面机长的热血人生

艺界·明星



时间拨回大概一年前——2018年11月16日,死里逃生的四川航空3U8633机组复飞。那是张涵予第一次见到机长刘传健,也是他得知要扮演刘传健后,第一次坐上川航3U8883(原川航3U8633)。


这是一架“传说”中的飞机,2018年5月14日,3U8633在重庆飞拉萨途中,驾驶舱右座挡风玻璃脱落,舱内瞬间释压;这是一位“传说”中的机长,3万英尺高空,零下40摄氏度,仪器多数失灵,他靠顽强意志和一流技术,带着119名乘客和8名机组成员,平安降落在成都双流机场。


复飞结束后,两人互加了微信。张涵予给刘传健发去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当玻璃破裂,你最先想到的是什么?刘传健回复道:脑子突然闪了一下,这一趟走远了,可能回不来了。“走远了”三个字,让张涵予瞬间体悟到何为生死一线。那一刻,他觉得自己真正走近了“中国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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