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吹,天下谁人不知南开有个张校长?!

2019年10月18日08时30分内容来源:凤凰网读书

以下文章来源于馒头说 ,作者馒头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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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的百年华诞刚刚过去。这所诞生于“五四”运动时代的大学,如今已经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高校之一,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张伯苓老校长在建校初期付出的心血。

张伯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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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44岁的严修想办一所学校。

严修,字范孙,早年入过翰林院,后来当了贵州学政,是著名的书法家,但其实他更是一个教育家。严修一直提倡新式教育理念,主张学以致用,光绪年间科举增设的著名的“经济特科”考试,就是皇上按他的奏请批准的。

1904年,严修去了一次日本,专门考察了日本的教育制度,回国以后感慨万千,觉得一定要在中国也办一所符合现代教育理念的学校。

10月17日,一所中学就在天津严氏的私宅成立了,最初名叫“私立中学堂”,后来叫“敬业中学堂”,最后因为搬到一个天津乡绅捐出的面积10亩、名叫“南开洼”的地方建校,所以正式更名为“南开中学”。

办学校,就一定要物色一个好校长。严修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和自己一起去日本考察的同伴,认为他是不二之选。

那一年,严修的这个同伴才28岁。

他叫张伯苓。

严修(左)和张伯苓(右)

2

张伯苓,1876年4月5日出生于天津的一个秀才家庭。

在张伯苓15岁那年,因为家道中落,没有钱再继续读书,他就去报考了天津北洋水师学堂—这个学堂的学生学费全免,还能一个月领四两白银。

张伯苓在学堂里一直名列前茅,并且接触了大量西方的知识和技术。但对他影响最深的,是学堂的总教习教给他们的各种闻所未闻的理念和知识,包括那句话:优胜劣汰,适者生存。

这位总教习的名字,叫作严复。

张伯苓的专业是轮船驾驶,毕业那年,他的成绩是全班第一。

按理,北洋水师学堂的毕业生应该到北洋舰队的船上实习一年,但张伯苓发现,整个北洋学堂的学生居然找不到一艘船可以供他们实习——那一年是1895年,北洋舰队在之前的甲午海战中全军覆没。

最终,张伯苓等到了一艘“通济号”。这是一艘在甲午海战中幸存下来的练习船。在以下级军官的身份上船实习后,张伯苓发现整个清朝海军中都弥漫着一股沮丧的气息。在听老兵们讲述黄海大战的屈辱时,张伯苓觉得自己悲愤难平,几欲痛哭失声。

但真正让张伯苓做出自己人生第一次抉择的,还是在三年之后。

1898年7月,英国迫使清政府签订《中英订租威海卫专条》。那一天,张伯苓所在的“通济号”负责运送清廷官员去威海卫完成交接仪式。在交接仪式上,张伯苓目睹了日本太阳旗被降下,清朝黄龙旗升起,但随即黄龙旗又被降下,换上了英国的米字旗。

让张伯苓深受刺激的还不是这个场景。

前往参加仪式的清朝兵丁,每人穿一件破旧坎肩,前胸一个“兵”字,后背一个“勇”字。而服装的尺寸五花八门,有的上装长过腰际,有的长裤露出脚踝。清兵们个个面黄肌瘦,垂头丧气,有的人甚至后腰还别着一杆烟枪。而反观英国士兵,个个身材魁梧,穿戴整齐,步伐一致,神采飞扬,在中国的国土上,骄傲地升起自己国家的国旗。

在那一刻,张伯苓做出了和当时很多人相反的决定:

脱下军装,去做教育。

他觉得自己想通了:“要在现代世界中求生存,必须有强健的国民。欲培养健全的国民,必须创办新式学校,造就一代新人,我乃决定献身于教育救国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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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役不久的张伯苓,很快就遇见了刚刚开始在家开私塾的严修。

这两个人的相遇,堪称中国现代教育史上一次里程碑式的会面。

当时严修的私塾只有5名弟子,虽是私塾,但只有半天教四书五经,还有半天教的是西学。严修最早只是想请张伯苓当英语老师,但后来发现,张伯苓擅长的远远不止英语,后来就聘他做教整个西学的老师。

虽然只有5名学生,但张伯苓教得非常认真,让这些孩子第一次知道这世界上还有英文、数学、自然科学这样的科目。(在张伯苓最早教的5个孩子中,有一个叫陶孟和,他后来成了中国社会学的奠基人。1949年后,陶孟和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由于在孩子中的反响非常好,张伯苓很快出名了,天津一位叫王奎章的绅士,专门来请他兼职做王氏家馆的老师。

学生多起来后,张伯苓就给他们加了一门当时旧私塾根本不可能有的课:体育课。

在体育课上,张伯苓在两把太师椅椅背中间加一根长鸡毛掸,让学生们把辫子盘起,长袍撩起,一个个练起了跳高;让一个同学从另一个同学弯下腰的身体上跳过去练跳马;请木匠打造出哑铃,让同学们练肌肉;课余还带孩子们到户外去打球、跳高、跳远、骑自行车……

1904年10月17日,严家和王家各出一千两白银,建立了本文开头提到的私立中学堂,聘张伯苓为校长。第一年就有70多个学生来报名。而这一批学生中,涌现了很多人才,除了陶孟和之外,还有梅贻琦(后来第一批“庚子赔款”留美儿童,之后任清华大学校长)、喻传鉴(后获得哥伦比亚师范学院教育学硕士学位,协助张伯苓创办重庆南开中学)、金邦正(后来获得美国康奈尔大学林学硕士,担任清华大学前身清华学校的校长)等等。

到了1917年,在张伯苓的悉心运作下,南开中学已经成了在全中国都有名气的中学,学生超过了1 000人,各类学科和各种基础设施都堪称国内一流。

但张伯苓想要做的,还不止这些。

4

张伯苓的梦想,是办一所一流的大学。

当时偌大的一个天津,只有一所北洋大学,而且只开设工科和法科,并没有一所综合性大学存在。

而张伯苓想办大学,不是说办就办,他是认真想做好这件事的。

所以在1917年,他就去美国哥伦比亚师范学院留学——要办好学,自己要先学好。

那一年,张伯苓已经41岁了。

哥伦比亚师范学院是一所著名的学府,院长是“心理起源论”的创始人、著名的教育学家孟禄(Paul Monroe),而教授里更是有杜威(John Dewey)、克伯屈(W. H. Kilpatrick)等教育名家。尽管张伯苓已经41岁了,但却非常受欢迎,学院甚至免除了他的学费,并且给了他荣誉奖学金。

在一年多的学习时间里,张伯苓刻苦认真,并且不断比较美国和日本的教育制度,再结合自己的实践和想法,逐渐建立了一套适合中国的教育理论。1918年年中,张伯苓觉得自己学得差不多了,而哥伦比亚师范学院提出愿意再给他追加奖学金,希望他留下来,张伯苓婉言谢绝。

严修、张伯苓等在美国考察教育时的合影(前排居中为严修,右为张伯苓)

他要学以致用,回去开办中国人自己的大学。

回国之后,张伯苓和严修等人开始四处募捐,因为办私立大学最缺的就是一个“钱”字。为了钱,张伯苓四处低头求人,甚至会去求一些军阀,但他认为这不丢人:“我不是乞丐,乃为兴学而作,并不觉难堪。”

在张伯苓等人的奔走下,连黎元洪等人都纷纷解囊资助,共募得捐款近9万元。1919年,南开中学南面的空地上建起了两幢教学楼,9月初进行新生入学考试,共招得96名学生。

1919年9月25日,南开大学正式宣告成立。

大学成立之后,张伯苓接下来要解决的,就是师资力量的问题。

在张伯苓等人的努力下,在南开大学任教的老师名单是让当时其他所有大学羡慕的:

梅光迪(文学)、竺可桢(气象)、邱宗岳(化学)、应尚德(生物)、姜立夫(数学)、饶毓泰(物理学)、司徒月兰(英文)、蒋廷黻(历史)、薛桂轮(矿物学)、李济(人类学)、杨石先(化学)、徐谟(政治学)、萧公权(政治学)、黄钰生(心理学)、何廉(经济学)……

这些人很多都是从美国哈佛大学、克拉克大学等知名学府毕业的博士,甚至原先就已经在美国的大学担任副教授乃至教授。当时的南开大学因为是私立大学,缺乏资金,开出的教师薪金其实低于其他大学,但很多著名的学者和教授还是愿意到南开大学来任教,一是因为南开大学从不拖欠工资,二是因为南开大学的学术氛围很好,大家都专心教学和学习。

当然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张伯苓的人格魅力。

张伯苓担任校长期间,南开大学财务状况全部公开,放在校图书馆供人随便查阅。他本人长期只领120元月薪,只相当于当时其他大学校长的1/3,而学校的不少教授月薪都达到了300元。他的公车是一辆人力车,自己不用,全校老师均可使用。他出差随身带杀虫药,因为他住的都是最便宜的旅馆,卫生状况极差。

5

在这样的情况下,南开大学的实力和声望迅速崛起。

当时,美国罗氏基金团(现称洛克菲勒基金会)派员前来参观,听了一节邱宗岳先生讲的化学课,对中国大学的化学教学水平大为惊叹,立即决定为南开大学的科学馆捐款12.5万元——当时科学馆还没开建。而南开大学的理科实力当时全国闻名,也获得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支持。

1922年,黄炎培曾与胡适有过谈话。黄炎培说:“怎么才能评价一个学校的好坏?那就是你我愿意把自己的子女送进去读书。”胡适回答:“我的子弟,我都叫他们去上南开了。”

当时的社会各界名流,从梁启超到黄兴,从黎元洪到冯玉祥,从张学良到陈寅恪,从叶圣陶到陶行知,他们都把自己的子女或亲戚送到“南开系”去读书。因为他们信任南开的师资,更信任张伯苓的理念。

张伯苓的教育理念,概括起来,就是他立下的南开大学校训:

“允公允能,日新月异。

张伯苓要求南开的学生“允公”,指的是“大公”,而不是“小公”,“小公只不过是本位主义而已,算不得什么公了。惟其允公,才能高瞻远瞩,正己教人,发扬集体的爱国思想,消灭自私的本位主义。”说到底,就是要将自己学习到的知识和才能,学以致用,报效祖国,奉献社会。

而“日新月异”,是要求南开的学生能够打破陈规,积极进取,不断适应时代潮流的变化。

1948年,南京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举行第一届院士选举,共选出81名院士,其中有9人都是南开出身。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南开毕业生中,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有57人。

那些我们熟悉的名字,周恩来、曹禺、吴大猷、陈省身,都是南开大学培养的学生。

6

必须还要提一下的,是张伯苓对体育的态度。

事实上,张伯苓非常注重“寓教于乐”,最反感的就是“死读书”。在南开,戏剧和音乐等科目都是非常受校方重视的,而其中最受重视的,是体育。

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南开中学在校学生不过千余名,但整个学校有15个篮球场、5个足球场、6个排球场、17个网球场、3处器械场和两个带有400米跑道的标准运动场。各种体育轻重器械一应俱全,甚至还有专程从美国购进的最新式的全套背力器、手球、护膝等各种体育用品。

无论是南开中学还是南开大学,张伯苓规定学校必须保证每周3小时的体育课。无论男女学生,体育课课时没上满,或者测验不及格者,都不能毕业。体育课考试分笔试与术科两种。笔试是考各种运动规则,术科是考核实际运动成绩,其中男子100米的达标成绩是 14 秒,篮球要求1分钟投中7个球,其他如跳高、跳远、标枪、俯卧撑等项目也都有具体标准。

当时在全国范围内,南开大学的篮球队是最强的,足球队也非常有名。

张伯苓认为,如果没有强健的体魄和竞赛精神,书读得再好也是有欠缺的。

1932年,天津的河北体育场举行了华北运动会。当时离“九一八事变”一周年不远,看台上,南开中学学生900人,每个人手里拿着一把小旗,哨子一响,900人顿时打出“勿忘国耻”四个大字。成千上万的观众先是愣住了,紧接着响起狂风骤雨般的掌声。掌声未断,哨子又响,“收复失土”四个大字随即出现。这时候,体育场里的中国观众很多都哭着跟着呐喊。被邀参加华北运动会的日军驻津总领事怒不可遏,愤怒退席,随即向天津政府提出抗议。

张伯苓当时是裁判长,他事后把学生领袖找来,说了三句话。第一句是:“你们讨厌!”第二句是:“你们讨厌得好!”第三句是:“下回还那么讨厌!”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日军在天津的重点轰炸目标就是南开中学和大学,全部炸毁。

张伯苓的体育情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动力支撑:奥运会。

1904年,美国圣路易斯奥运会给了张伯苓第一次触动:各国平等,公平竞争。1907 年,张伯苓在天津第五届联合运动会闭幕典礼上发表了《雅典奥运会》演说。他第一次提出:“虽然许多欧洲国家奥运选手获奖希望甚微,但他们仍然派出选手参加奥运会。”他还建议:“中国人应该加紧准备,在不久的将来也出现在奥运赛场上。”

这是有记载的中国人第一次提出中国要参加奥运会。

1908年,张伯苓有幸观看了在英国伦敦举办的第四届奥运会,深受触动,回国后就在校园里向学生们介绍了奥运会的情况和理念。

也就是这一年,几个南开的学生在《天津青年》上撰文提出:

“中国何时能派一名运动员参加奥运会?”
“中国何时能派一支运动队参加奥运会?”
“中国何时能自己举办一届奥运会?”

这就是著名的“奥运三问”。

前两问,张伯苓都努力给出了答案。

1932年,在张学良和张伯苓等人的支持下,短跑运动员刘长春远赴洛杉矶参加了第十届奥运会,成为 “中国奥运第一人”,而刘长春的报名,就是张伯苓亲自操办的。

四年后,在张伯苓等人和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积极支持下,中国派出由141人组成的体育代表团,前往德国柏林参加第十一届奥运会。

1945年抗战胜利后,张伯苓在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会议上提出:“中国可以提出申办1952年的第十五届奥运会。”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人提出申办奥运会。

7

1949年,张伯苓73岁了。

现在不少关于张伯苓的故事,会或多或少地略去他的晚年生活。

但是,出于对历史的尊重,这个结尾,是必须要交代的。

1949年11月,陷入大败局的蒋介石专门去了一次张伯苓家,希望他能一起去台湾。但是,出于各方面原因,张伯苓拒绝了。张伯苓的孙女张媛和后来回忆,这里面有张伯苓觉得自己年事已高,想叶落归根的原因,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有人给张伯苓带来一个口信:“老同学飞飞不让老校长动。”

“飞飞”,是周恩来的笔名。周恩来是南开大学的第一届文科学生,和张伯苓的师生情谊长达数十年。

张伯苓留了下来。

1950年5月,张伯苓由重庆飞回北京,受到了周恩来的热烈欢迎,当时的天津市市长黄敬还受命要关照好老先生。

但很快,风向就变了。

张伯苓之前担任过国民政府中央监察委员,还出任过南京国民政府的考试院院长,虽然他担任职务后没多久就深居简出。此外,南开大学也在1946年被国民政府改为国立大学。

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的那段时间里,他作为“教育家”的身份被忽视了,而作为“国民党高官”的身份却被放大了。

1950年10月16日,也就是南开中学四十六周年校庆的前一晚,南开中学的一位老师专门来到张伯苓家,找到了他的三子张锡祚,婉转地表达了一个意思:“请老校长第二天不要去参加校庆了,可能会不方便。”

新中国成立后,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都被收为国有。

第二天早上,天空下起了细雨。张伯苓起床后,穿起雨衣后就要去南开中学——这所他一手创立的学校。张锡祚这时候说:“爸,外面下雨了,您还是别去了。”

聪明如张伯苓者,立刻体会到了儿子话中的含义。

他很快就脱下了雨衣:“好,既然下雨了,就暂时不去了吧。”

神色如常。

没几天,张伯苓的儿媳妇瞿安贵看到自己的公公站在房间内的窗前,长长叹气。

1951年2月23日,张伯苓因为第二次中风,在家中溘然长逝,享年75岁。去世时,他口袋中仅有7元4角钱和两张旧戏票——钱,还是坐电车找的零钱。

张伯苓去世之后,只有天津的报纸刊登了他家人的“哀启”,其他媒体都没有做报道。

周恩来在第二天就赶来吊唁,但也没有公开报道。

张伯苓的追悼会也开得很低调,当时很多人在观察风向,连花圈也不敢送。送来花圈的,基本都是他的学生。

张伯苓的学生黄喻生念悼词,当他念到“他悲伤他一生心血所在的南开中学已经不认识他了。在校庆的那一天到礼堂去坐一坐都得不到许可,他伤心极了”这句话时,自己也痛哭失声。

赶来的重庆南开中学校长喻传鉴哭着发言:“张伯苓一切都是为了南开,他当考试院院长也是因为他想把南开搞好,希望蒋介石帮助。如果张校长要做官,早就做了,南开就没有今日了!”

当时已经是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陶孟和无所顾忌专程赶来,他哭着发言:“我们今天追悼的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张伯苓先生,他不仅是中国的教育家,而且是全人类的教育家!他为新中国准备了各种人才,并且他有许多学生是共产党员,甚至还有共产党的领导者。……我从小就失去了父亲,读书时张校长没要我一分钱,张校长培养了我,是我一生都无以报答的!”


南开大学后来重新立起了张伯苓塑像,并遵照他的遗愿,将他和夫人的骨灰合葬在塑像之下,让他长眠在自己最爱的这片土地里(图片来源:新浪博客“陈导的博客”)

张伯苓的遗愿,是希望将自己埋葬在南开大学校园内,但在当时被拒绝了,理由是“南开大学是人民的,不是张伯苓的”。

但是,没有人会忘记张伯苓。

正如那一年,曾在南开中学教过语文的老舍,和南开的学生曹禺在美国合写的那首诗:

知道有中国的,便知道有个南开。

这不是吹,也不是嗙,

真的,天下谁人不知,

南开有个张校长?


《历史的温度4 :那些执念和信念、理想与梦想》
(张玮著,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10月)


编辑 wei

图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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