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张艺谋

2019年11月14日08时30分内容来源:凤凰网读书


演员张译在双十一那天发了一条微博,“一瞬间,万千光影。再回敦煌,未来可期。”


底下的评论沸腾,


指向逐渐清晰,这大概就是关于之前退出柏林国际电影解主竞赛单元的,备受关注的“国师张艺谋新片《一秒钟》。

今年二月份,电影《一秒钟》突然公布了退出第69届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消息,还是大家熟悉的那个“技术原因”。

当时很多网友或调侃或惋惜地表达了遗憾,同时寄予了强烈期待。作为国内最知名的电影导演之一,张艺谋的片子每次都能带来不小的动静,“张艺谋”三个字所代表的意义,早已经超越了一个人、一部电影、一种风格。众目睽睽之下,他无处遁身。


然而对本文作者,张艺谋的文学策划周晓枫来说,张艺谋早已不是老百姓心目中高高在上的大导演,他的形象开始渐变,“既可敬,又可恨。” 周晓枫回忆了自己如何阴差阳错成为了张艺谋的文学策划,私底下“老谋子”又是怎样让她“又敬又恨”——“这个逆来顺受的人,有出色的才能优势,也有显著的性格缺陷;赢得过无比幸运的机遇,也坠入难以脱身的陷阱。他的沉浮,他的明亮与黑暗,他的得意与辛酸……在张艺谋身上所发生的悲剧、喜剧和闹剧,一切,不仅是属于他的个案,也是我们生存的这个时代的某种侧证。



2006年10月的一天,隐约记得是个周四,我在《十月》编辑部里看稿子。因为单位在北三环中路,下班以后,可以直接前往距离不远的中国电影资料馆——这是我个人的小节日。只要人在北京,周四我经常去那里观看学术片放映,就这样断断续续看了10年的电影。

阅读、旅行、美食,当然还有电影,都是我之所好。人生平淡,乏善可陈,这些爱好搭建一条捷径,有助我逃离寻常日子的捆绑,偶尔进入他者他乡。观众囚禁在黑暗里,一个斑斓无比的世界在前面的窗口展开——这就是电影。放映机转动,转动,金属热而微腥的气息……胶片上的速跑小人,跨过重重栅栏,每秒穿越24格。正因被阻挡之外无法纵身跃入,对于我们这些生活的囚犯来说,电影包含着比它本身更多的美好。电影的光线细到可以刺穿人物的灵魂,也可以呈现给我幻境的视觉极限……两个小时,我就拧紧体内的弦,钟一样开始走动,体验旋转中的轻微晕眩。

电影是我隐秘的乐事,我从未想过从事与之相关的工作——像终生的暗恋,牵挂足矣,无需与之缔结婚姻。

……那个秋日的上午,我正审稿,正在这时,十月文艺出版社的同事马力在门外向我招手,示意我出来一下。

马力是毕业于北京大学的文学硕士,平时交往不多,总感觉彼此之间格外信任,可以聊聊同事身份之外的话题。她把我拉到楼道,说想请我帮忙给某导演找个策划。条件是:具有文学鉴赏力和艺术判断水准,人脉通达,擅长交流,尤其必须能够胜任夜班,因为有时通宵的连续讨论可能达至天明。马力明显对信息有所隐瞒,她不说这位导演到底是谁,是个什么年龄、状态和水平的导演,不提他具体的作品和经历,所以她的话语多少有点吞吞吐吐。

也不是马力要故作神秘,是因为“用人单位”事先有保密要求。由于不了解详情,我难以推荐,到底是找见多识广的资深者,还是初出茅庐的文艺青年?我答应想想,从写作队伍里留意可能性。

两个小时以后的下午,马力又来了。她说上午的事并非敷衍,是受自己的大学同班卞智弘所托。卞智弘夫妇刚刚完成《满城尽带黄金甲》的编剧,刚才经过协商,他们觉得还是向我交底为好。当得知这位幕后神秘的导演就是张艺谋,我立即举荐《人民文学》杂志的李敬泽。敬泽是最为著名的批评家,交际甚广,眼毒,说话点穴——寡有能把理性评论写得感性的,而他的文字功力不仅能到感性的程度,还能抵达性感。关键是,他有一种气场,不大却格外犀利的眼睛抛过一个斜睨,颇具杀伐之气。料想张艺谋肯定是个大幺蛾子,一般人镇不住他,必须找个有能量杀他威风的主儿。

当然是我的一厢情愿,敬泽志不在此,后来我才得知此前他已婉拒了这份差事。很久以后的2013年,有次朋友聚会,敬泽姗姗来迟。其时,他已出任中国作协的领导主政文坛。我见到李敬泽衣着讲究,雪白的衬衫领子上方,是他脸上笑或不笑时略显嘲讽的表情。我联想起自己这么多年的策划生涯,似乎都是作为他蹩脚的顶替者在艰难中跋涉,不禁百感交集。我顿时恶从胆边生,击鼓骂曹。我知道自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敬泽始终逍遥物外,他谈笑间策划中国文坛去了,留下我这只安知鸿鹄之志的燕雀,熬过数个寒冬。

2006年的那个起点,我推荐李敬泽时没跟他本人商量,丝毫不知内情。下午,马力是这样反馈的:“张艺谋从网上看了你的资料……要不然,你去试试?”


2006年10月19日,由卞智弘陪同,我在北京东三环的京瑞酒店咖啡厅等着与张艺谋见面。我对这个盛名之下的人抱有好奇心,对这次会面既兴奋,也有一点可以承受的紧张,准确的感觉应该是恍惚。

我原是推荐人,现在自己被面试似的坐在这里,多少有些滑稽。我容易给人留下伶牙俐齿的外在印象,其实我骨子里对交际抱有恐慌,无论开会还是吃饭,都属于那种溜边儿才能获得安全感的人——往好了说是低调,往通俗里说,狗肉上不了桌席。之所以想来试试,一是从我的写作出发,增加阅历没坏处;二是我刚刚贷款买了新房子,兼职电影可以让我尽快补上资金缺口,不必承担过重的经济压力。反正,我没什么损失。不成,我顶多见个名人;成了,我也无心恋战,挣点散碎银两我就撤。

尽管有心理准备,但当张艺谋出现的时候我没有任何预感,他踩着猫科动物的肉垫无声无息地到来,没有随从,没有凛凛生风的气势,没有造成任何额外的惊扰,张艺谋几乎是蒙太奇式地出现在对面。

后来,我才发现这种悄无声息并非偶然,张艺谋行事一贯低调。即使不戴帽子和墨镜,张艺谋有时竟能做到畅行无障。他在公共场合尤其不愿也不易引起注意,说话音量不高,有时邻桌坐了很长时间,才会发现他那张著名的脸就潜伏在旁边。张艺谋也属于能溜边就溜边、能躲镜头就躲镜头那种——长相独特并不妨碍他能当短暂的间谍。当然,最后总会暴露的,因为张艺谋样貌特殊而显著。

我曾感慨他风光背后的不自由,原来所谓成功,就意味着过一种每天见不得人的日子。每每被发现、被曝光、被搭话,接着就得点头、沟通、签字、合影,甚至要停下手里的事去礼貌接应,实在难得清静,我觉得非有超常的耐心无法应对。所以张艺谋的低调是天赋,也是不得已,出于必要的自我保护。

第一次见面时张艺谋说了什么,我记得不太清楚了。不过,事先说过和他会面时长将是20分钟,我们聊了两个小时。印象最深的,是张艺谋说起《我的父亲母亲》,讲了一些拍摄时的感受。也不知道我当时怎么想的,张艺谋正兴高采烈,我突然生硬地插嘴一句:“我一点儿也不喜欢这部电影。”张艺谋没有任何停顿,极其连贯地接了下句:“你不喜欢一点儿也不重要。”然后,没有尴尬,我们之间的谈话就像没有任何裂隙那样正常进行下去。

《我的父亲母亲》剧照

大约两个小时以后,张艺谋打电话给他的助理庞丽薇,让她过来一下。我感觉张艺谋工作室离京瑞酒店应该很近,因为不出10分钟,庞丽薇就到现场了。庞丽薇当年也就二十七八岁的样子,是个好看的姑娘,但我对她的第一印象却是纯朴。也许是因为那天衣服的样式和颜色,反正我没觉出什么白领丽人的职场风采,只觉得她有种天然的本分。张艺谋对庞丽薇说:“好了,周晓枫以后就是我的文学策划,你们互相留一下电话吧。”

我得知自己的工作是主要负责阅读小说,寻找拍摄题材,以后还要增加阅读剧本,与导演和编剧交流意见、讨论情节等等。我问张艺谋:“发现了好东西,我怎么通知你呢?”他说:“我的手机平常不开,你发短信,我会收到的。”


就是在这第一天见面过程中,卞智弘先提起严歌苓的小说《金陵十三钗》。

我跟歌苓算是有私交,她的小说《花儿与少年》等在《十月》杂志发表时,我是她的责任编辑。作为作家的严歌苓极为自律,年少时的舞蹈训练,使她学会并习惯终生严苛地对待自己——如同练功,每天清晨写作,雷打不动。

忘了谁说的,“严歌苓瘦得跟弦似的,所以痛苦可以轻易拨动”。削薄的肩膀和玲珑的小腿——好身材加上好品味,她的穿着始终优雅。我从严歌苓的着装上看不到季节,冬天,她穿得比卖火柴的小女孩还少。她为什么不胖呢?年轻时候,我也曾瘦得像卖女孩的小火柴,可如今早已胖成一团脂肪熊熊燃烧的篝火。歌苓厨艺很棒,而且,她会穿着镂花的牛仔裤做冰糖肘子——既好看又好吃地做饭。我喜欢她对个人情感的坦荡态度,跟我谈起自己的经历时,她无畏且信任。我一贯喜欢聪明而不精明的女人,生活中的歌苓经常马虎、糊涂,一会儿丢手机一会儿忘事儿的,她的弱点也被我视为特点。

有一次我到歌苓家玩儿,我前脚走,后脚来个想买《金陵十三钗》影视版权的商家——这是个歌苓认识多年的旧交,版权很快就卖给了他。我把知道的情况告知了张艺谋。张艺谋觉得版权既已他嫁,作品再好也无意义,因为操作不了。但《金陵十三钗》的内容,的确适合张艺谋的路子,所以我就和卞智弘共同力荐,希望张艺谋好好读一下这个小说。但凡有可能,我可以和歌苓商量,怎么把版权转移回来。

电影《金陵十三钗》

第一次见面后的几天,张艺谋要去日本出差,他拿着《金陵十三钗》小说的复印件上了飞机。几天没信儿,我不放心,就第一次给张艺谋发去短信,再次陈述之所以适合改编的理由。再过两天,终于,庞丽薇打来电话,然后是张艺谋接过话筒:“小说看了,我想拍。”

第一个推荐的作品就能够被看中,我喜形于色,撞上大运。事实上,我的工作业绩只有刚开始工作的三个月内表现得最为突出。除了《金陵十三钗》外,张艺谋让我另外再找一个现代题材和一个古代题材。现代题材,我推荐的是张翎的中篇小说《余震》;古代题材,推荐《赵氏孤儿》。半年多以后,《余震》的电影版权卖给冯小刚导演,后来被拍摄成《唐山大地震》;《赵氏孤儿》也几年后被陈凯歌导演搬上银幕,而我当时是毫无信息来源的。我推荐的前三个题材分别被三位大导演拍摄,这种巧合吓我一跳。

可惜,巧合只是巧合,并非我的本事,因为此后数年我再无这样的佳绩。我为题材的贡献甚微,基本上像个跑龙套的跟着混场子。这一混,到现在八年。

刚入行时,我想象张艺谋拥有一个庞大而精良的制作团队。我想象工作地点将位居金融要地,或者隐身公园某个花木扶疏的深处,我想象办公区域辽阔,阳光穿过落地玻璃,照耀着那些衣装讲究的精英和办公桌上铃声此起彼伏的电话……

我很快就知道自己的想象有多么平庸。当时张艺谋的主要精力用于筹备2008年奥运会开闭幕式,除了《金陵十三钗》的剧本操作,电影方面基本停顿。剧组只在拍摄期间人头攒动,一旦关机,鸟兽猢狲散。张艺谋算是单枪匹马进驻奥运会导演组,工作室剩下维护运营的,只有三人:助理庞丽薇、司机小侯和我。庞丽薇身兼数职,如果我要报销票据,她立即变身为会计兼出纳。哪里有什么精兵强将组成的豪华制作班底?落差如此之大,我想象的国际团队沦为现实中的草台班子。

更让我惊讶的是,当时张艺谋连个正式的办公地点也没有。从2006年10月我第一次见到张艺谋,到2008年底我们搬入珠江帝景的两居室之前,我们的开会地点几乎都在东三环京瑞酒店的咖啡厅。

白天分身乏术,酒店也人来人往,我们谈剧本的时候,一般都安排在张艺谋从奥组委结束工作的晚八点以后。若干次是从晚十点钟才开始,好在咖啡厅从来没有轰过,我们和编剧坐在光线不算明朗的角落里,像几个落魄的密谋者。

点一壶菊花茶,边喝边聊,最后都是由张艺谋结账。看着张艺谋掏钱买单,我有点不适应,我以为他们这种人都由别人代劳才能体现身份呢。几次过后,我才明白,自己正是那种应该买单的工作人员,而不是袖手旁观等着被邀请的客人。

那么,进入奥组委之前,张艺谋在何处办公呢?2007年上半年,有一次庞丽薇把我带到北京三环路边的一个住宅小区:华辉苑。这个两居室位于三层,楼道有点黑,我绝对想不到这就是张艺谋的大本营。

别幻想什么设计独特的LOGO,就是再普通不过的暗绿色老款的防盗门,上面什么标志也没有,有几封信件或通知什么的,夹在门隙之间。当时房屋已处于等待转卖期间,文件都装在大大小小的纸箱里。

两居室里布置得毫无情调,一点没有审美设计,倒是有种奇怪的既整齐又潦草的印象。我没见到什么现代化的办公设备,不精简、不繁复,一切,只是平庸。我看到了张艺谋的办公桌——如果它可以被称为办公桌的话。那是一张暗绿面的乒乓球台,已经被整齐码放、高高堆起的文件占据了半壁江山。庞丽薇说,很久以来,他们就是在这张乒乓球桌上讨论剧本。打印剧本,张艺谋包括其他工作人员,几个脑袋一起凑到笔记本电脑小小的屏幕前进行修改。

华辉苑小区门口的道路并不宽敞,好在走不远就到三环。那时没什么随行人员,结束工作经常已是半夜两三点,得由张艺谋开车把庞丽薇送到三环边打车。张艺谋在后面打开大灯,照着出租车,看着庞丽薇上出租车,算是对她的保护,免遭夜行不测——这样,司机会以为有人跟着,还记下了车牌。

这套房子是由张艺谋交的首付,按月还贷。我来到时,华辉苑正准备出手卖掉,所以张艺谋讨论剧本时得找“外景地”。我没有在那张乒乓球台上工作过,华辉苑的这个两居室于2007年下半年就转变了,剩下的贷款由买方接收并续还。

奥运会结束之后,很快就要拍《三枪拍案惊奇》。这是由科恩兄弟的《血迷宫》改编的,直接买过版权,操作过程会很快。剧组人员将陆陆续续进入,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散兵游勇地打游击,得找个办公的地方。庞丽薇飞快地在东四环附近的珠江帝景租了房子,同样是两室两厅一卫,只比过去的华辉苑宽敞一些。

电影《三枪拍案惊奇》

有次庞丽薇停车,车场的保安和她聊天,告诉她一个情报:“知道吗?张艺谋的工作室就在咱们小区。”庞丽薇装傻:“是吗?他怎么会在这儿呢?”还有一次,我们正在开会,一屋子人挤在狭小的客厅——门响。有个岁数不详的中年人找过来,我们怀疑是前来要戏的女演员,她问:“听说这是张艺谋的工作室,他在吗?”入户门的位置正对厕所门,好在两者之间还有一道隔门。听到问话,开门的助手晓晖马上反应过来:“张艺谋?不,他怎么会住这儿呢?”与此同时,另一个工作人员迅速地关上隔断的那道门,把正从厕所里往外走的张艺谋堵到里屋,免得被迎面揭穿谎言。

在这儿向那位不知其名的“女演员”道歉,为了维护工作室的正常运转秩序,我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不过我猜,也许她当场就明白了,一屋子年轻人,既不在办公、又不在PARTY的场景太奇怪了。业内人士,可以迅速嗅出其中的剧组味儿。



刚开始和张艺谋工作,我插不上嘴,感觉他太强于表达,而自己扮演的角色只是一对配合着少许表情的耳朵;即使在长时间不吭声的压力下,我被迫偶尔发言,也词不达意,遭到的回应无异于当头棒喝,这让我非常郁闷。因为在文坛的小圈子里,我并非笨嘴拙舌之人,如今频频受挫,心有不甘。

张艺谋具有强烈的控场能力,意味着他眉飞色舞时能让周围的人喜形于色,他眉头紧锁时也能让你备感压抑。他反应迅捷,常常一针见血,我听见枪响刚起步,他已越过红线折返,而后告诉我转换赛道。轮不到上场

机会,令我怅然,在另一条跑道上又掉队了。被误读更感委屈,他的概括明明曲解我意,我说“葡萄”和“牙”的时候他就总结为“葡萄牙”,但我当场懵着,缺乏即时反击能力。我醒过味儿来想着补充说明,早已时过境迁。

都谈不上交锋,我手无寸铁。我很怕自己打击之下变得唯唯诺诺、言听计从,所以有时候赌气式的急于插嘴,但我的话缺乏质感和力量,因而无效。刚开始合作的时候,有一次我忍不住要求:“导演,你能不能先不说话,给我五分钟,让我完整地把话说完?”张艺谋不说话了,默认给我五分钟的自由。刚说一分钟,我就觉得词不达意,自己都失望,我从他谴责性的沉默里体会出了反讽。

虽然心怀怨意,但我想明白了,他没有时间和兴趣听废话。如果遇到这样的交谈者,你必须在第一分钟就切中肯綮,只要言之有物、见解独到,他会给你充裕的空间,甚至没有时限。如果能力足够,一个人应该做到说一分钟的时候,别人希望他说五分钟;说了五分钟,对方希望他别停,而是说得更多。想清楚了这点,我调整了对抗情绪,迫使自己镇定下来,训练更有效率的口语能力。

当然,积重难返,知道问题所在,改变需要时间。越有压力越成障碍,我明明是个说快板的,变成结巴,然后结巴变哑巴。

我数度萌生退意。坦率地说,我并不想拉大旗做虎皮,也许我只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虎皮,尺寸甚微到寒酸,但遮羞足矣,我围在腰间能在自己的领域做个小小的孙悟空,至少闪转腾挪,快活得紧。在张艺谋面前,像有个紧箍咒念得我头痛,我当不成孙悟空了,我跟沙僧似的笨嘴拙舌,跟猪八戒似的里外不是人,还有了一张妖精的鬼脸和怪脾气,凭什么呀?

我从未设想成为影视运作中的一颗螺丝钉。即使被配置在精良先进的装备上,我也心有不甘,因为那是一项团体运动,我无法为整个结果负责。不过,我倒清楚自己面临的处境,没有绝对免单的飨宴,每个人肯定要付出代价才能有所获得。我对张艺谋表达过担心:“跟你干活,我怀疑相当于劳动教养:工作量超强,心理不自由。跟你锻炼几年之后,估计会两种命运:或什么苦力都举重若轻、迎刃而上,或劳动致残、生活不能自理。”

谁都不能替你的未来买单,一切,取决于我的内心是否足够强大和镇定。我在初期颇为郁闷,后来有一个信念:未来某天,即使我离开岗位时不会像天鹅般优雅高飞,至少,要有家鹅的派头,我要扭扭达达颇有风范地离开,哪怕这姿势是装腔作势,我也要在走之前,拍着笨翅膀往场子里扬点土。

朋友曾在我接受策划任务的两个月后问我:“你扬起点灰没有?”我老实承认:“没有,如果扬起了灰土,就是够把我自己搞得灰头土脸的。”不过,我决心已下,无论如何,我一定要坚持下来,直到我有能力而无兴趣做这件事的时候,我的离开才是自由自在的,才身轻如燕,才不会带着隐隐的心理创伤。

是的,我必须等到那一天。



张艺谋曾谈到,自己被媒体“妖魔化”。在认识他本人之前,我也认定他必有封建独裁者唯我独尊的霸道和武断。这个心理作用下,我同时不自觉地预设了自己的角色:处于不言自明的弱势立场。

弱势者的反应,是特别容易感觉人格和自尊受到侵犯。因为不自信,动不动就反抗,甚至禁不起一个玩笑。我们很容易因为外国电影中有个反面角色是中国人就怒发冲冠,抗议“辱华”,而不去想想,我们多么容易就在言辞和角色里贬损其他民族而不自知。当我们把自己设想为易受伤害的弱势者,我们随时提防,处处戒备,其实已经带有些许病态。

我个人跟张艺谋的合作早期,就带有强烈的弱者性质的反抗。有些挑衅是不必要的,但意味着某种试探,比如在没有任何语境铺垫的情况下,我会愣头愣脑地冒出一句:“导演,我非常不喜欢《黄金甲》。”相对来说,我比较具备合作精神,但不由自主地,我就是愿意保持着和他的对抗,似乎唯此一途,我才能有所捍卫。

几个月以后,我差不多能做到直言。我想真诚的态度是基础,水平不足尚可提高,说违心话才是可怕的变节,于他做事、对我做人都没有好处。磨合期,张艺谋能给我相对大的容忍度,并把我的狂妄视为秉性,而过了这个阶段,彼此再来调整或许很难。所以我确实有点蓄意挑衅的意思,相当于刨个坑把自己活埋一半,如果奏效,我也就此站稳了脚跟。很快发现,张艺谋比常人更能接受真话。

如果我想获得某种意义的平等,那么,这种平等必须由自己的能力赢得,奢望某个人给予平等,这种心理本身,出发点就是把对方当作权力的执掌者——所以走这条道,平等是根本无法实现的。我渐渐觉得,自己的很多对抗,并非是在捍卫小知识分子的气节,不过是想一逞口舌之利。我耿耿于怀的背后,隐藏的自己是小肚鸡肠,不够坚韧,缺少承受和担当。我先是用有色眼镜看待了张艺谋,意识里先把他“宣判”到某种妖魔化的角色里。说来说去,我还是自以为是了,对个人形象的过度重视,才会导致我动不动就分庭抗礼。作为一个工作人员,我起码,应该设身处地替他人着想。

当我放平心态,我发现,很多事情并无想象中那么丰富的象征意义,只是我多心,或者说,我应该尽心的事没有做到。

比如,刚开始和刘恒约谈剧本的时候,刘恒提出到维景酒店。我打114问了行车路线和营业时间,怕万一谈得太晚还得被迫转移,然后我把具体地址、电话、怎么走发到他手机上。一会儿张艺谋来电,从桥的哪个口出去,我说:“大约是第一个,立交桥路标很大,到那儿就明白了,指示得非常清楚。”过一会儿,张艺谋又打来电话需要我再次确认。我有点诧异,至于吗,他到那儿看不就得了,自己算是有服务意识的,但没想到,一个路口都得精确地服务到位。我得停下来好一会儿,才能设身处地替张艺谋着想,他的追问并无不妥。他忙于奥运,紧张得分秒必争,没有找路的余暇;另外,重要的一点,张艺谋不像我们随时摇下车窗打探那么方便,所以出发之前必须目标明确。因为我们没有向陌生人问路的顾虑,没有这类经验,才会觉得张艺谋的要求奇怪而苛刻。只要换位思考,许多问题迎刃而解。

张艺谋在今年的平遥国际电影节



约翰·伯格曾这样表达绘画中“逼近”的概念:“逼近即意味着忘记成法、声名、理性、等级和自我……”无论是了解一个人,还是处理一件事,我们首先需要卸除自身的枷锁。

一开始,我就想出各种方法来对付张艺谋。

对长者,我本来称呼“您”,但这样我在心理位置上更趋近礼貌,不利于剑拔弩张时的针锋相对,所以我强迫自己对张艺谋改称“你”。面对张艺谋,我需要尽量摆脱附着在他身上的东西,只面对剧本,只面对电影本身。争论时意见不同,张艺谋费劲地说服一晚上,编剧刚要回心转意……我横空插一杠子,声援编剧,与张艺谋交手。编剧软下去的口气立即重新强硬,我们联袂,大战张艺谋。散场过后,悲愤的张艺谋想唤起我的良知:“周晓枫!你到底知不知道自己是哪拨的?”我更悲愤:“吾更爱真理!我觉得谁的主意好就支持谁,不会始终附和你,这才是我的良知!”张艺谋叹气:“敢情说服编剧之前,我先得做通你的思想工作。”张艺谋把我形容得像个背后补枪的,让他腹背受敌……当然,说得对。

我的反应和口才远不及张艺谋,挣扎中,他说我总抢话。我立即反驳:“如果不抢话,恐怕我连个标点符号的位置也占不上。”口语达不到和张艺谋对攻的程度,我就发短信。书面语不仅比口语表达起来从容,而且准确。我怕敌人的反攻倒算,尤其深夜散会之后,那样等张艺谋挂了电话,我会在想象中的审判台,跟他分庭抗礼,恼怒中失眠到天明。所以,我发完漫长而恶毒的批评短信后,会加上气人的结束语:“我不同意你的想法,但争辩不过,沉默不代表我的认同和屈服,以上陈述,希望你再做考量。因为没想好怎么对付你继续的反驳,我先关机,休战,回去秣马厉兵。”这样,纵使张艺谋有一肚子词、一肚子主意、一肚子气愤,我也管不着了——我该吃吃,该睡睡,梦里阵阵磨牙,像在嚼恨。

数年后,难得,我从张艺谋嘴里听到了一句从牙塞里挤出来的疑似表扬:“你不是我的下属,你始终保持着合作者的平等态度,这个好。”

作者:周晓枫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副标题:孤独张艺谋
出版年:2015-3-1


编辑 狗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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