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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中国农历庚子年，经过一个十二年的轮回，新中国已经骄傲地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尽管在国际舆论的重压下，台湾被迫以本地区的名义参加了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办的第十七届奥运会，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运动员仍旧被拒之门外。这年，中国体育的目标是下一年的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为此，中国首都----北京新建的工人体育馆正紧张施工，准备和中国乒乓球运动员一起光彩亮相。
1960年5月9日，农历庚子年四月十四日，星期一。这天上，北京天安门广场，红旗飘扬，口号震天，北京各界群众100万人在这里集会，支援日本人民反对日美军事同盟条约的斗争。有人把上世纪60年代的北京比喻为世界革命的红都，因为它扮演着世界革命中心的角色。当时，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人的群众集会，支援发生在世界各地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的革命运动,是常有的事。但在这天的集会上,一个极不寻常的人物出现在游行队伍中，这个人当年54岁，他是以北京植物园的一个超龄民兵的身份来参加游行的。
原来，这位极不寻常的人，正是前清逊帝---爱新觉罗·溥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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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仪作为“伪满洲国”战犯于1959年冬被国家特赦，回到他的原籍北京。这时，距离他被国民革命军赶出故宫的1924年那个农历甲子年已整整过去了三十五年，此时的北京已不是清王朝的帝都，也不是国民党政府的北平，而是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北京。
据溥仪《我的前半生》一书记载，他是乘火车从新建成的北京火车站进入北京的，北京火车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年大庆北京十大建筑之一，溥仪对它的描述是“辉煌壮丽”。他第一个去参观的地方是天安门。他面对天安门城楼写道:“在我左边，是庄严壮丽的人民大会堂，祖国大家庭的重大家务在那里做出决定，其中也有使我获得了新生的决定。在我右面是革命博物馆，在我后面矗立着革命英雄纪念碑。”溥仪描述道: “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平生第一次满怀自由、 安全、幸福和自豪地散着步。”当溥仪来到他作为皇帝曾经生活过的故宫时，更是百感交集。“令我惊异的是，我临离开故宫时的那副陈旧、衰败的景象不见了。...在御花园里，我看到那些在阳光下嬉戏的孩子，在茶座上品茗的老人。我嗅到了古柏喷放出来的青春的香气，感到了这里的阳光也比从前明亮了。我相信故宫也获得了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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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这两个字用得恰如其分。1960年，这个庚子年的北京，与溥仪三十六年前出逃时那个子年的北京、和1948年 上个子年的北京相比，可以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生的共和国确实赋予了北京城新的生命。
1960年的北京人口已达到670万，比刚解放时增加了460万，北京的辖区也由解放初期的1255平方公里激增到16800多平方公里，当时有市辖区8个，就是东城区、西城区、崇文区、宣武区、海淀区、朝阳区、丰台区、门头沟区;还有9个市辖县，即平谷、密云、怀柔、延庆、房山、大兴、通县、顺义、昌平县，这与今天北京的行政管辖范围大体一致。
天安门广场是整个北京的中心，每年五一、十一都在这里举行盛大的群众游行和阅兵活动。为了迎接新中国成立十年的大庆，天安门广场进行了扩建。天安门到正阳门之间的建筑物全部拆除，广场向南推进了860米，直抵正阳门一线城墙。新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矗立在广场的正中央，同时也位于城市的中轴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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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广场东西500米宽，周围的道路拆除了电车轨道，从南池子南口到南长街南口的游行大道是一条宽达80米的石板道，可以通过180路纵队的队伍。广场还安装了56个造型美观的九球莲花灯，栽种了油松、立柳及元宝枫，铺栽了草坪。扩建后的天安门广场面积由原来的11公顷增至44公顷，能容纳100万人集会。广场内部全部重新平整，安装了大型方砖，更换了加高的新旗杆，与此配套的东西长安街拓宽工程以及照明和广播系统同时完工，还改建了金水河北面的观礼台。一个雄伟、壮丽、面积举世无双的天安门广场呈现在世人面前。
在广场的西侧，一个被毛泽东主席命名为人民大会堂的高大建筑拔地而起，它的最高处为56.5米，这个高度超过了明清紫禁城所有建筑的高度，从破土动工到全部竣工只用了10个月时间，创造了建筑史上的奇迹。对人民大会堂工程倾注了巨大心血的周恩来总理对这座建筑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在《伟大的十年》一文中说，人民大会堂不但远远超过我国原有同类建筑的水平，在世界上也是属于第一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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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作家冰心在《走进人民大会堂》一文中充满激情地写下这样的文字:“走进人民大会堂，使你突然地敬虔肃穆下来，好像一滴水投进了海洋，感到一滴水的细小，感到海洋的无边壮阔。”“你走遍天下， 你看见过这么伟大、这么崇高、这么瑰丽、这么充满了庄严的诗意的人民大会堂没有?”
与人民大会堂遥相呼应的是位于广场东侧的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这座南北长313米，东西宽149米的博物馆外墙是淡黄色的，屋檐用琉璃瓦砖镶成一圈金黄翠绿的花边，整个建筑物彰显出华丽而庄严的气势。博物馆的正面是一组巍峨雄伟的大柱廊，柱廊由十二对富有中国民族风格的巨型圆柱组成，高达32.7米。柱廊上部的横额上，嵌着一个高5.5米、宽26.5米的大旗徽。门廓两侧是两个高39.8米的大门墩，上端饰有火炬的浮雕，象征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而新加宽加长的东西长安街就像北京城的两个翅膀，让北京城的建设向东、向西、向四面八方飞得更快更远。沿长安街漫步往西，已没有红墙、牌楼的阻碍，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又一座新的建筑。西单电报大楼催醒了北京的一个又一个清晨，接下来的民族文化宫和民族饭店像对亲兄弟一样站在路旁。出了复兴门，看见的是一座高大、时髦的建筑广播大楼。从这里再往西的地方，当时的人们称作“新北京”
共和国第一代女电视播音员吕大渝在她的自述中这样说:“ 新北京就是从长安街往西伸展，远远的公主坟、玉泉路、五棵松一带，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几个总部和军区大院都新建在那里。”
当年8月1日新开馆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让新北京的上空多了一个闪闪发光的八一红星。
沿长安街向东行，视野同样开阔，穿过见证北京兴衰的北京饭店和几座新建的政府办公楼，就到了独具民族特色的北京火车站。坐落在火车站塔顶的巨大时钟和西单电报大楼的钟声同步敲响，似乎象征着北京在齐步向新时代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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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建国门再向东就是规划中的纺织工业基地，几个大的国棉企业都坐落在这一带，由此往南是化工区，往北则是代表新兴电子工业的酒仙桥电子城。无论是棉纺厂、化工厂还是电子厂，都盖得像花园一样美丽。
北郊的大学区又是另一番景色。拔地而起的石油、矿业、航空等八大学院交相呼应，敢与清华、北大媲美，如今又增加了邮电、外交、电影等10余所新院校，使北京成为全国高等院校最多的省市。对于北京大学之大，摩洛哥《旗帜报》总编辑穆罕默德.塔兹在他的文章中称:“这是一个独立的城。”
住宅的建设速度也相当惊人。遍布城区的一批批新建住宅区大楼让久住胡同里的北京人开了眼，而散落在京城四郊的大面积的住宅区的完成，使北京城楼房的居民已经和平房的居民数量开始接近。其他的配套建筑，生活、文化设施也错落有序地点缀在北京城的里里外外。
原名叫苏联展览馆的北京展览馆坐落在西直门外，钓鱼台国宾馆位于三里河，农业展览馆位于东郊，工人体育场和工人体育馆在朝阳门外，中国美术馆、华侨大厦坐落在东四。北京市区重修、新建了一批公园、游览区。有人计算，新中国成立十年来，北京城房屋建筑面积超过了上千万平方米，相当于再建了一个北京城。对于北京的十大建筑，日本文学家访华代表团的成员龟井胜一郎撰文说: “在北京， 现在完成了首都十大建筑，这些大的建筑物看起来都比东京的新丸大楼要高大一倍有余。”他称颂中国人都有一种“让高山低头、河海让路的气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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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于当年访问北京的原民主德国副总理海因里希劳则惊叹:“目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逗留的我国政府代表团的随员一致认为，与去年最后一次访问相比，北京的面貌几乎不能再辨认了。就拿几项工程来说，它们建成的速度在欧洲的条件下简直是不可理解的。”
但城市的新布局、大发展也是付出了代价的。耸立在内城、外城几百年的城楼，包括箭楼、瓮城以及一段段的老城墙在人们的视线中永远消失了，城内的牌楼也所剩无儿。而敏感的西方记者却在千方百计透过北京城外在的面貌窥视这个城市社会生活的内在变化。
合众社对于这一年五一节中国领导人分别下到国家各个地方的举动报道说:“这是与往年不同的地方，过去他们都是一起参加北京的大规模的五一庆祝活动的。”而对于十一国庆节的庆祝活动，法新社、路透社的记者都注意到:“同通常的习惯相反，没有阅兵。”“ 在人民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没有一支陆军部队参加。”而这种现象背后潜伏着的严峻局势是日渐严重的粮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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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粮荒在北京城还不明显，法新社记者对北京老百姓过春节的报道只是提到:除夕的晚上，公社食堂里，有酒、猪肉。路透社的记者写的是:“一 向很少的猪肉供应量增加了，配给量由于节日而提高了。”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空气越来越紧张。2月10日，商店停止供应零售民用絮棉，对婚丧、生育用棉要凭街道办事处或人民公社介绍信才能供应。2月15日，《北京晚报》 上又出现这样的标题:米醋和面蒸馒头，省工好吃又节粮，介绍海淀区青龙桥食堂用醋和面蒸馒头，每斤干面能蒸出1斤8两馒头，比普通方法多出3两的小窍门。2月26日，北京市作出发动群众种植蓖麻、葵花等油料作物以扩大油源的决定，一时，北京市各机关、院校、厂矿企业的院落里栽满了从未见过的大叶蓖麻。两个月后，团市委向全市青少年发出号召，利用空闲土地种植油料、饲料、瓜菜、粮食，当时称之为“四宝”。到了5月，浮肿病人在远郊区县出现了。调查估计，浮肿原因主要是营养不良、吃野菜中毒、劳动时间过长。随即，北京市委发出在学校注意劳逸结合的指示。那时，清华大学提出的口号是:“健康第一，是政治任务。”蒋南翔校长的号召是:“生活为基础，争取不浮肿。”“希望浮肿不再恶化.....要配合起来， 来个保健大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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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随者气温的升高，粮荒愈加严峻。6月，国务院财贸办在给周恩来总理的内部报告中指出:入夏以后，北京、天津，上海、辽宁等大城市和工业区的粮食库存非常少，北京只能供应7天，天津只能供应10天， 上海已经几乎没有大米库存。在最紧张的日子里，北京、天津、上海三大城市的粮食库存，一共只剩了几千万斤，平均每个居民分不到10斤。形势万分险恶。三大城市一旦发生断粮饥荒，后果不堪设想!
7月底，北京人发现在饭馆要凭粮票才能吃到饭。中国最后一个不收粮票的地区---北京已经无力敞开供应粮食和副食品。渐渐地，市场上凭票供应的东西多了起来。菜肉蛋、豆制品、粉条粉丝、麻酱淀粉、饼干糕点、花生瓜子，能充饥的差不多全得凭票凭证限量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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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十天之后的8月10日，降低城市和农村居民口粮标准的决定下发。在党中央所在地中南海，机关干部的粮票重新定量，先由个人报斤数，再由群众公议评定。毛泽东自报的粮食定量是每月26斤，朱德也是26斤，周恩来报24斤，刘少奇报的最低，只有18斤。
据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毛泽东向身边工作人员郑重宣布实行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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