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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媒体公开报道了我国家安全机关组织实施“迅雷—2020”专项行动的有关情况。从披露内容看，这是继“2018—雷霆行动”之后，国家安全机关针对台湾当局及其间谍情报机关的又一次重拳出击。此次专项行动，共破获数百起台湾间谍窃密案件，抓获一批台湾间谍及运用人员，打掉多个台湾间谍情报机关针对祖国大陆布建的间谍情报网络。从2018年的百余起到2020年的数百起，案件数字的攀升，背后折射出的是台湾当局及其间谍情报机关困兽犹斗，近乎疯狂地对祖国大陆实施各类情报渗透破坏活动。
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有很多来自台湾的特务间谍相继落网，其中，就有被媒体公开第一个向我公安机关主动投案自首的国民党高级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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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解放初期，第一个向人民公安机关
投案自首的国民党高级特工 上
1956年7月，首都各重要媒体《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等,都先后以不同的版面、不同的题目报道了经北京市公安局工作和经办的一起国民党高级特工投案自首并得到宽大处理的消息,这在当时,在全国范围内所进行的声势浩大的、对反革命分子的政治攻势和坦白检举运动的深入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能够争取国民党高级特工张国镜向我投降自首，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市公安机关在打击国民党派遣特务的案件中尚属首例;也是北京市公安局侦查处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公安部和北京市委指示精神,在侦查工作中,坚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群众路线和“专门工作和群众路线相结合”的侦查方针，以及灵活地运用对敌斗争策略和斗争艺术的结果。
北京市公安局侦查处的广大侦查员在侦破此案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了他们的聪明才智和胆略，也凝聚了他们辛劳的汗水。
壹丨从一封信发现的重大知情
1954年8月，北京市公安局侦查处发现由我国香港署名张国镜邮给北京某医学院王颖的信件一封。内容称，他已经厌倦了香港的殖民地生活，想回北京，托他表妹王颖替他申请办理入境证。
几乎与此同时，市局侦查处接到中央公安部的敌情通报，说张国镜在香港先后同国民党几个特务机关发生联系，数次暴露出准备入境的意图。
这一敌情引起了北京市公安局侦查处的高度重视，侦查处的领导看过材料后认为，公安部的敌情通报和社会面的信件反映了同一种情况，这不是偶然的，说明了这一情况的真实性，就将这一敌情上报市局。当时的北京市公安局长冯基平、副局长邢相生是从事多年隐蔽斗争并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老领导，他们看过材料后，认为这是一起国民党派遣特务案，二人都作了重要批示，责成侦查处组织专案侦查。并要求，先把张国镜本人的情况和社会关系尤其是北京的关系调查清楚，待张国镜入境来京后再部署侦查。
经查阅侦查处积累的案件档案发现，这起案件远在1950年就纳入了中央公安部和原东北公安部(公安厅的前身)的视线，北京市公安局侦讯处(侦查处的前身)也作了工作。经原来参与这一案件的同志介绍，在1950 年底，北京市公安局侦讯处接到中央公安部和原东北公安部的敌情通报称，原国民党辽阳市党部书记张国镜于1950年夏逃往香港，行前曾在东北、华北地区部署了潜伏特务组织“东北抗苏反共救国团”。北京市公安局侦讯处派出侦查员会同原东北公安部对张国镜的潜伏组织及社会关系开展了深入的调查，发现张国镜在逃离大陆前，确实发展了潜伏特务组织，但参与的人员只有五六个人，张国镜逃到香港后与这些人已中断了联系，有的案犯也做了处理。鉴于此种情况，经公安部批准，暂撒销对此案的侦查，但仍然密切注意张国镜与大陆的联系。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沉于水底已六年之久的大鲨鱼终于浮出水面。
侦查处对收信人也做了调查了解，王颖，女，21岁，北京市某医学院二年级学生，性格活泼，学习努力，工作积极，政治上要求进步，现正积极争取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王颖家中只有母亲一人，多年来母女俩相依为命。他的妈妈张妈是个苦大仇深的妇女，她早年丧夫，原在辽阳老家一个地主家当佣人，受尽了地主老财的欺凌和压迫，有类似“白毛女”的经历，饱尝了人间的冷暖、世态的炎凉。北京解放后，她带着女儿王颖来到北京投亲，结果亲戚搬走不知去向，便和女儿在北京定居下来。她做零活、当佣人挣些钱来维持母女俩的生活，她全身心地呵护和培育着自己的女儿王颖。王颖也很争气，从小学读书到大学。张妈和王颖一直受到人民政府的关怀，王颖从小学到大学一直得到国家给的助学金，张妈也得到当地政府给予的补贴。张妈现在北京某大学干部梁瑞家当保姆。
经调查发现，张妈是张国镜的姑母，是张国镜在北京亲戚关系中惟一有通讯联系的人，张国镜来京后很可能住在张妈家。
贰丨积极备战，布网迎敌
孙子兵法中有一句名言:“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敌人要来，我们必须做好充分准备。侦查处的领导与负责此案的侦查员们多次研究认为，紧紧地依靠群众，坚持“专门工作和群众路线相结合”的方针，可以有信心地说，张国镜一踏上大陆的土地或者来北京后，必将陷入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因为我们不但具备天时、地利的条件，而且也具备人和的条件。1956年我国无论政治战线还是经济战线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完成。我国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胜利完成。时值中国共产党八大会议即将召开;又逢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对反革命分子的政治攻势和坦白检举运动，全国上下政通人和，群众的警惕性很高，政治觉悟很高，他们会支持、配合、帮助我们公安机关工作的。
对张国镜入境后的侦查方针是:张国镜来北京后的前段时间，尽一切可能麻痹敌人，欲擒故纵地让他活动，以便获取罪证。分析认为张国镜这次是公开入境的，不是随大陆观光团等团体进来的，因此张国镜极有可能到北京落脚后，就到派出所申报户口，在申报户口时可能向我公安机关交代一些过去的罪恶历史，以获得政府的谅解，取得合法立足。因此侦查处和当地派出所密切合作，对张国镜申报户口时出现交代问题的几种情况，拟用以下办法处理: (1)我们按一般手续办理，不责难、不追问。(2)如果张国镜在办理户口时，交代了一些自己的历史问题，但不谈现实的活动，尤其不谈这次入境来京的真实目的，则由侦查处的侦查员以派出所所长的身份接待他，向他宣传党的有关政策，不追不逼，视情况给予一定的安慰和鼓励。(3)如果张国镜办理户口时，交代一些历史问题和一些(不是全部或不是真实的)现实情况，我侦查员依据政策给予鼓励，以缓和的口气让他回去写材料，视坦白的情况再决定下一步对策。
张国镜让他的表妹王颖于1954年8月为他申请入境证，公安机关在当年10月批准，王颖把入境证寄出，但张国镜没有入境，而且在入境证逾期后将入境证退回，要王颖去派出所重新申请换发。1955年4月我公安机关又批准了张国镜重新换发的入境证，5月底，张国镜又以突患重病不能成行为由，将入境证退回，让他的表妹王颖速到派出所再次申请换发入境证。
张国镜出尔反尔，两次入境证他都退回，他是否真心想潜回大陆，还是敌特机关耍什么花招?侦查处经多次研究决定:在换发入境证时有意拖延一下，看看张国镜有什么动静。便告诉前来办证的王颖说，重新办证，需交一份医生诊断书，说明自己确因病未来，方可办证。不久王颖接到张国镜来信，说他在香港生活困难，开具诊断证明书花费甚大，要王颖要求派出所免此手续，侦查员以派出所所长名义拒绝了这一要求。仍拖延一段时期，以观动静。
9月中旬，张国镜终于寄来诊断证明书，此后，又连续来几封信催王颖速办入境证。
根据上述情况，分析张国镜前两次没有来是因为没有准备好，或者有什么问题没有和特务机关谈妥，这一次准备好了，急切地要求进来。侦查处按原定的部署，决定将张国镜诱进大陆，然后搞清案情。于是，公安机关于当年12月1日发给张国镜入境证，为了缩短入境期限，迫使张国镜不再节外生枝而急速入境，就将入境证的有效时间定为11月至12月25日，这就是说，张国镜自收到入境证，没有几天时间期限就到了。
肆丨到处是群众警惕的眼睛
1955年12月21日，张国镜从深圳入境，25日早晨到达北京。到北京后，他果然住进了他姑母张妈家。
王颖见到了多年没有见过面或者在孩提时隐约约知道的这么一个表哥张国镜。只见他西装革履、油头滑面，她心里一种厌恶感油然而生。由于亲戚关系，王颖还是热情地为他取行李、借住处、报户口、买粮油，使多年奔波在外的张国镜，感受到一种亲情的温暖，心里很高兴。他自己庆幸，这倒是一个合适的落脚点。
张国镜来京，第一个起疑心的是王颖，她是一个对事物非常敏感的青年学生。她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张国镜多年来没有和我们联系，他为什么不去东北和妻子儿女团聚而留在北京?他说他在香港经商，但说话，做派不像商人，他从不谈经商的事，有时嘴里还说出“精诚团结”、“党部”等类似电影里国民党军人和政要所说的话。王颖把这些疑团告诉了母亲，张妈淡淡地对女儿说:“你大舅不干好事，现在还在关押，你表哥回东北可能不方便，才到我们这里来的。我们是亲戚，不能不管啊。”王颖望着性情善良、饱经风霜、头发已经花白的母亲，恐怕再问下去会勾起她辛酸的回忆，就不再问了;但她把自己的想法向学院团组织和学院保卫科做了汇报。
张国镜来京的当天，王颖陪张国镜去当地派出所报了户口，市局侦查处按照原来的部署，以“欢迎海外侨胞归来”的态度出面接待，热情的询问生活有无困难。事后，张国镜对王颖说:“人民警察很和气，又发给了粮油布票。”原来他担心民警会盘问他，现在一颗悬着的心放下了。他感到“意外的轻松”。他揣摩着，派出所里他的材料袋里可能还是一张白纸。
张妈的雇主、某大学干部梁瑞夫妇，对张国镜的突然到来也颇为怀疑。梁瑞夫妇和张国镜谈话时，张国镜一个劲儿地说:“我在香港很苦，讨过饭，做过苦工，现时还给人家做工来着……”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他西装革履，带着手表，还带来一辆自行车。梁瑞夫妇觉得张国镜说话言不由衷，有些话是假话，是哄骗人的。
张国镜似乎感觉到梁瑞夫妇对他有怀疑，所以，他以后来看他姑母时，总穿着一身蓝布制服，脚穿一双布鞋，实际上，这样的打扮更显得他“做作”，却有“此地无银三百两”之感。不但没有解除梁瑞夫妇对他的怀疑，反而更让他们觉得张国镜有问题。于是，梁瑞夫妇将张国镜的可疑之处汇报给派出所。
为了争取合法存在，蒙混过关，张国镜在街道上多次申请就业登记；街道上改选治保会时，他主动找人合定《防奸保密公约》;在社会失业知识分子座谈会上，他把自己的反动历史身份轻描淡写地坦白一些，但对现行活动则守口如瓶，闭口不谈。他这么做自认为可以减少政府和周围群众对自己的怀疑，实际上却适得其反。如此欲盖弥彰，使得群众用更加警惕的眼睛看着他。
他找人合定《防奸保密公约》的时候，有人不愿和他一起合定这一公约，人们背地里议论道:“和他合定《防奸保密公约》?他是不是‘奸’还说不定呢!”张国镜听到这个议论，心里非常紧张。
在失业知识分子座谈会上，一位知识分子直言不讳地对张国镜说:“你的问题交代得不清楚，这不好，你应当向政府坦白清楚。”弄得张国镜很尴尬。
张国镜进行特务活动，主要是通过信件与香港的国民党特务机关联系，他自1955年12月21日入境到1956年4月这四个多月的时间里，共发往香港国民党特务机关18封信，这些信除了报平安外，主要是催要活动经费，这对他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他也向敌特机关提供一些情报， 大都是首都各大报纸公开报道的消息，没有多大的价值。他还欺骗香港国民党特务机关，谎称已经和旧部恢复了联系，正在筹建电台，已经派人去东北联络云云。
张国镜和香港国民党特务机关的通讯联系非常诡秘，他从不暴露他的真实地址，香港来信由他表妹的学校地址收转。他用化名，变化笔体，投寄信时搞异地投寄，把信件投到离家较远的邮局。尽管如此，他的行为都没有逃出公安机关的侦查视线和广大群众警惕的眼睛。就异地投递信件这件事，不少群众向公安机关反映了这一情况。![]()
使张国镜感到更为棘手的是，从香港邮来的特务活动经费由谁来收转，这是一件很敏感的事，活动经费不要不行，张国镜在北京要吃要喝，穿住都需要钱，这也是临入境前和国民党特务机关谈定的“筹码”。但他怕从香港邮来活动经费更会暴露自己。
那张国镜到底怎样才能收到这些活动经费呢？
最后又是怎样决定自首，并获得宽大处理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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