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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已经过去10天，疫情的波动加剧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对于教育行业来说，压力同样没有消失，认知和心态的变化，让我们不断适应着与以往的这些不同。在家隔离的逼仄、减少外出的压抑、在线课堂的无力、内卷流行的舆论，无不让人焦虑不已。
最近，有几起案件的审理引人关注，北大才子、女教师，过往他们身上的光环很难让人相信他们犯下了滔天大罪。对教育的审视和对自家孩子成长的担忧，让我们揪着心，“空心病”三个字又一次进入我们的视野……
尽管世界还远没有恢复正常，但生活仍要继续。对我们来说，立下一个今年最实际的教育目标，就是希望把孩子的内心“填满”。
这句话，在我们的家庭中最是平常，父母为了孩子的学业，甘愿付出更多的努力，帮他们扫除学习路上的一切障碍，把除了学习以外的所有事情都包揽下来。即使有人想跳出来改变现状，现实中巨大的压力让孩子们忙成了陀螺，分身乏术，也不得不舍弃一些东西。最后依然还是那句“你不用管了，学习去吧。”
孩子面临的压力能有多大？同济大学附属精神卫生中心（筹）（上海市浦东新区精神卫生中心）临床心理科主任刘亮这样说：
以前，学生的结构是正三角形，顶尖的就那么一小部分，大部分在中间和下面。如今，在很多重点学校里，学生的分布是倒三角形——有个学生所在的年级有280个人，其中240个要考市重点，还有20个是区重点，剩下20个至少也要上个普通的中学。
他们的时间被安排得很满，从早上7点一直到晚上8点，中午只有半个小时的吃饭时间。课间并没有谁真的在休息，大家都在拼命写作业，就连周末聚会也要赶作业。
大家去练歌房唱歌，别人唱的时候，其他人就在下面写作业。唱完之后，匆匆地鼓个掌，继续写。
刘亮问一个同学：“你们能集中注意力吗？”他说：“没办法，作业实在太多，老师给的压力又很大。只要一想到语数外这三门课的老师，我就会头痛，它们就像三座大山一样压在我的肩膀上，一天到晚说，如果我们考不好，他们就睡不好觉，吃不下饭。”
再看朋友圈里的那些“海淀妈妈有多拼”“幼儿园内卷”“小区父母集体炒学区房”，才发现这些传说原来是真的。
这就是现实：
孩子们对着几本薄薄的课本教辅死磕到半夜，却没时间去看一本真正的书；
孩子们马不停蹄地从一个运动场到另一个运动场，却几乎没走几步路；
孩子们在外上美术手工、烘焙课程，在家却十指不沾阳春水……
而等到他们离开学校，步入工作岗位，却发现面对的几乎是学校生活的延续：无止尽的加班、996，为了更好的生活而努力奋斗，却压根没有生活的时间和空间。当我们看到“猝死”的新闻在屏幕上频繁跳出，仿佛看到了那个年轻生命一路奔忙的一生。
完美安排好的日程、见缝插针的任务，这一切是为什么？
为了更好的成绩还是更完善的人格？
为了更光鲜的履历还是更全面的发展？
为了更高的收入还是更幸福的生活？
…………
家长和孩子，有时间去思考这些吗？
2020年年底的社会新闻，同这一年一样“魔幻”。在新闻中，桩桩件件悲剧让我们吃惊、惋惜而又不解：
北大学子吴谢宇弑母案发生之前，吴谢宇在外人眼中成绩优异、阳光开朗；
背负数条人命的劳荣枝，在当地也是楷模般的存在，不仅长得漂亮，品行兼优，还是一名教师。
他们原本都是同龄人中的“优秀者”，本可以有无限光明的未来，何以如此泯灭人性犯下大罪？
有人说，他们得了“空心病”。
北京大学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副教授徐凯文，曾经提出过关于自杀危机干预的理论，叫“树理论”。这个理论认为，一个人之所以会出现自杀的问题，基本上是由三部分因素组成的：
前几年，徐凯文认为大部分有自杀想法的人问题都出在树根上，但近几年，越来越多的非典型案例出现了：他们身上没有明显的家庭问题，也没有明显的创伤经历，但对学习有种非常矛盾、非常痛苦的心态——既要让自己考第一名，让自己什么都能够做到最好，但同时又对学习、考试极其厌恶。
树干和树叶，出问题了。
这些非典型患者就是我们所说的“空心人”，徐凯文认为这是由于价值观缺陷引起的心理障碍。“空心人”看起来很像抑郁症患者，有着强烈的孤独和无意义感，通常有良好的形象和人际关系，却又有强烈的自杀倾向，并且传统的心理治疗对他们效果甚微。他们的内心，正如他们自述的那样：
“我原来还站在一块极其不稳定、随时有可能四分五裂的小岛上，但是至少心里知道我在什么地方。现在是已经知道了，自己原来的地方是不对的。它就变成了在茫茫大海上漂泊，看不到陆地，时不时感到恐惧。”
“我的世界是一个充满迷雾的草坪，草坪上有井，但不知道在何处，所以有可能走着路就不小心掉进去了，在漆黑的井底我摔断了腿拼命地喊，我觉得我完全没有自我。这一切好难。”
徐凯文说，患有“空心病”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点：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自己要到哪儿去，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地，也不知道自己是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就像一棵枯树，外表看上去粗壮苍翠，但心已经空了。
元旦期间，一部温暖又美好的动画电影《心灵奇旅》悄然上映了。上映之后，好评不断，在豆瓣上也得到了8.9的高分。虽然是一部动画电影，但看似轻松的片子却引出了一个很大的主题：我们为什么活着。这部电影正如它的片名soul，直击灵魂，被网友们称作“献给打工人的年度治愈之作”“心灵大片”。
这部影片带给我们最棒的收获，或许就是借由主人公的视角，提醒我们停下来看看自己的生活吧。如果你发现孩子变得不那么快乐，或者感到空虚，或许可以试试从这两个方向来入手帮助他：
美国心理学家威廉·戴蒙在《目标感》一书中，也提到类似“空心病”的现象。他认为，当前美国社会最普遍的问题是空虚感。在年轻人本该确立志向，并朝着这些目标努力前行时，空虚感却将其中很多人长期困在了一种漂泊的状态中。冷漠、焦虑已成为主导情绪，无所事事、愤世嫉俗也随处可见。尽管他们从小到大，都在“高标准”的要求下成长为一个“优秀”的人，但他们却无法回答他们所做的一切是为什么——
付出所有努力和他人所寄予的拼搏，我希望达成什么？
有没有更深层次的目标可以赋予这些努力以意义？
什么对我来说是重要的？
为什么它是重要的？
生活中我的终极关切是什么？
如果没有专门针对这些问题与他们展开对话，年轻人就很容易陷身于迷茫、漂泊、自我怀疑和焦虑的状态而无法自拔。他们缺少的，正是目标感。
目标，是指为了完成对自我有意义，同时对自我之外的世界也有意义的事情时，产生的稳定且可概括的意图。真正的目标是一种终极关切，是关于“为什么”问题的最终答案，而不是短期的意图和动机。
书中举了这样一个例子：
一位妈妈发邮件给我，内容如下：我的女儿来找我，说她看了一部关于买卖人口的纪录片，讲的是年轻女孩们如何被贩卖为奴的。她对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感到很震惊，她听说在很多国家甚至包括美国都曾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她说，她必须要为此做些什么。
我说，为什么不在学校里创办一个增强人们这方面意识的项目呢？或许还可以为努力解决这个问题而发起筹款。我还说这是个很棒的主意，因为她可以把这件事情记录下来，放到她的大学申请材料里，可以给未来申请的大学留下极好的印象。就在这时她转向我，略带失望地（更别提她的嘲讽了）说：“你说得没错，妈妈，我就是这么想的。不然呢？”
我那时候立刻就感到羞愧。
这只是一个小的例子，但它体现出了一个很常见的现象，为了想要让我们的孩子在市场上更有竞争力，我们硬是把可能发展为长期目标的他们“对他人幸福的关心”，变成了一个短期的、自私的目标——只为了给未来所申请的大学留下好印象。
威廉·戴蒙还为家长们提供了一下培养孩子目标感的建议：
前几天，罗振宇在跨年分享中，讲到北京一所山村学校——九渡河小学。那里位置偏僻，吸引不到好的师资，于是校长“就地取材”，找了一些人，开了一系列有趣的课程。这些全是很土的课，土到你想象不到会和“学校”两个字沾边：如教学生磨豆腐、做灯笼、剪纸、养鱼……
质疑声从来没有断过：孩子平时连作业都写不完，还学这些与考试无用的东西干啥？竞争那么激烈，谁愿意让自己孩子去学磨豆腐的课？
一到课堂上，才发现这里面大有学问：
第一步，要磨豆腐。孩子们要学会用各种计量的工具，学会换算各种单位、学会读各种刻度，学会通过正确的百分比去配比豆子和水，这些都是科学课和数学课的内容。
第二步，磨出豆腐后，课还不算完，校长要求孩子们把豆腐卖掉。写招牌，写文案，学会货币计算，加减乘除都要用到。这么一来，语文课、数学课也涵盖进来了……
国外也有类似的学校。
日本有所叫做“自由学园”的幼儿园，建校至今已近百年，诞生了大量的大学教授、作曲家、画家、导演、企业家，甚至日本亲王王妃，但园长却说：“我们幼儿园，不上课的。”这里并没有严格的科目表，孩子们不需要从小就修炼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比起文化知识，园长表示“我们更想让孩子们知道，如何作为一个人在社会中生活”。
而在很多西方国家，在学校课程之外，“社区”和孩子也紧密相连，他们会去社区图书馆、参与社区义卖活动、当志愿者等等。
有人在北京的九渡河小学中，看到了“项目制学习（PBL）”和学农教育；
有人在日本的自由学园中，看到了素质教育和全人教育；
有人在国外小学生的社区实践中，看到了实践和财商教育……
美国教育家约翰·杜威说：“教育即生活”，在这些事例中，我们更应该看到的其实是生活。生活本身，不正是生活的意义所在吗？
再回到最初的问题：孩子有太多重要的事情要做，的确需要分配时间和精力，也的确需要“牺牲”一部分时间。但与刷题提分、各种培训相比，心理的健康永远更重要。孩子需要家长给他们探索方向的指引和自由，为他们留出生活的白，填满心中的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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